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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
作者：梁晓声
内容简介
《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家国天下》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家国天下]三部曲之国卷。《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家国天下》是作者站在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角度，用辛辣而苍劲的文字见证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来大时代的变迁。《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家国天下》的文字，都是作者精心整理出来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楔子 我与我们的共和国
我是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是有过“知青”经历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
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了解那就是——普遍而言，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爱国心。我不认为我这么说是大言不惭的自诩。“国”者，大“家”也。在一个家庭中，规律现象是，长子长女对家的感情总是会更深一些。因为他们和她们，是第一批和家发生唇齿关系的子女；也是第一批与父母亲历家庭发展过程的人。每一个家庭的长子或长女们，对于那个家庭的以往今昔，几乎都能说出和父母相差无几的深切感受。如果一个家庭是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好不容易奔上富裕之路的，那么长子长女们的记忆之中，无疑会烙下那艰难过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那一印象，决定了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感情两方面，对家庭命运的尤其关注，尤其在乎，尤其重视，也决定了他们和她们，尤其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为什么，长子和长女们谈到自己家庭的以往今昔时，每每大动其情甚至唏嘘起来的缘故。
在我们的共和国隆重庆祝她成立70周年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一代，是曾为她流过不少泪，哭过不少次的。当年作为知青的我们中人，多思少眠之夜，想的不仅仅是以后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我们知青岁月的后期，对国家命运的焦虑，超过了我们对自己命运的迷惘。我想说，在当年，但凡是一个思想并未麻木，并不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知青，谁没和知己经常讨论过国家命运呢？我参加过的一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文艺骨干创作学习班，正是由于成为了国家命运之自发的也是人人情怀难抑的秘密讨论会，而被勒令解散了。随后，我们许多人成了被调查对象。在当年，必然会是那样的。
我想说，我成为复旦大学之工农兵学员以后，有次在宿舍里当着几名同学的面高歌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唱至“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哽咽不能唱下去，几名同学皆泪盈满眶。我们忧国爱国的心是相通的。当年的我们，确乎都没有足够之勇气为国家命运公开大声疾呼过什么，但与那样一些敢于舍身为国的人，心也是相通的。
粉碎“四人帮”后，几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空前感奋，真的可以用手舞足蹈来形容啊！
大约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前夕，我写过一篇短文——《让我们用热血浇灌祖国》，似乎是发表在《读书》上。那时我也年轻，文章的题目和行文，难免像激情诗。但那一种情怀，却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后来的某次文艺研讨会上，我曾说——爱国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总体而言，不是一种什么“主义”，首先是我们的情感必然……
现在，35年又过去了，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极为关注在成就的背后及细节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弊端。我也由作家而多了另一种身份——政协委员。
我不认为政协委员对于我是荣誉。
论到荣誉，我更希望是由我的创作和我的教师职业所获得的。
我认为政协委员是种国家要求，人民要求；同时也应成为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改革尚未成功，开放也并未足够。
故我最后要说——祖国，继续努力啊！
年轻着的人们，在提高从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为国家排忧解难的能力啊！后浪应推前浪啊！……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我先朗诵一首台湾诗人羊令野的《红叶赋》：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风为什么萧萧瑟瑟，
雨为什么淅淅沥沥，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欧阳修你怎么还没有赋个完呢？
我还是喜欢那位宫女写的诗，
御沟的水啊缓缓地流，
小小的一叶载满爱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也以多元为好，一个人过分强调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理念的话，有时可能会显得迂腐，有时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时会显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并不能判断我的文学理念，或者说我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是否接近正确。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这让我想起数学家华罗庚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好比伸手到袋中，当摸出一只红色玻璃球的时候，你判断这只袋子里装有红色玻璃球，这是对的。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连续摸出的都是红色玻璃球，你会下意识地产生一个结论：这袋子里装满了红色玻璃球。但是也许正在你产生这个意识的时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只白色玻璃球，那时你就会纠正自己：“啊，袋子里其实还有白色的玻璃球。”当你第五次摸时，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这袋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你已经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我们到大学里来主要是学知识的，其实“知识”这两个字是可以，而且应当分开来理解的。它包含着对事物和以往知识的知性和识性。知性是什么意思呢？只不过是知道了而已，甚至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学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所必须练的其实不过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体现为老师把一些得出结论的知识抄在黑板上，告诉你那是应该记住的，学生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对自己说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区别，对理科来说，知道本身就是意义。比如说学医的，他知道人体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经束构成的，在临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能仅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比如说我在讲电影、中外电影欣赏评论课时，就要捎带讲到中外电影史；但是在电影学院里，电影史本身已经构成一个专业，而且一部电影史可能要讲一学年。电影史就在网上，你按三个键，一部电影史就显现出来了，还需要老师拿着电影史画出重点，再抄在黑板上吗？
因此我讲了两章以后，就合上书了。我每星期只有两堂课，对同学来说，这两堂课是宝贵的，我恐怕更要强调认识性。我们知道了一些，怎样认识它？又怎样通过我们的笔把我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记录的过程使别人在阅读的时候，传达了这种知识，并且产生阅读的快感？本学期开学以来，同学们都想让我讲创作，但是我用了三个星期六堂课的时间讲“人文”二字。大家非常惊讶，都举手说：“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话就够了——以人为本。”你能说他不知道吗？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会说“以人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务员，他们也知道以人为本；若是满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会知道人文就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大学学子是不是真的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呢？除了以人为本，还能告诉别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三万五千年以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那时人类进化的成就无非就是认识了火，发明了最简单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出现了城邦的雏形，农业的雏形，有一般的交换贸易，而这时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内，人类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对神的崇拜；到下个一千年的时候，才有一点儿人文化的痕迹，也仅仅表现在人类处于童年想象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传说。那时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进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我们在读《农夫和蛇》的时候，会感觉不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吗？不就是说对蛇一样的恶人不要有恻隐吗？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寓言的智慧性还不如我们的“杯弓蛇影”，不如我们的“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类文化坐标上来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现了一个奴隶叫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通过自己的思想力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时不想给伊索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他经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主人有客人来时，给客人讲一个故事。伊索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创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这件事情，他决然没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仅仅是可能。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当我们这样来看伊索、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会对历史心生出一种温情和感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伊索之后才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位都强调过阅读伊索的重要性。我个人把它确立为人类文明史中相当重要的人文主义事件。还有耶稣出现之前，人类是受上帝控制的，上帝主宰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生存。但是到耶稣时就不一样了，从前人类对神文化的崇拜（这种崇拜最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到耶稣这里成为人文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即使耶稣这人是虚构出来的，也表明人类在思想中有一种要摆脱上帝与自己关系的本能。耶稣是人之子，是由人类母亲所生的，是宗教中的第一个非神之“神”。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另一个神，才发生了宗教上的讨伐。最后在没有征服成功的情况下，说：“好吧，我们也承认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因为流血已不能征讨人类，需要一个平凡的神的思想力。
那时是人文主义的世界。我们在分析宗教的时候，发现基督教义中谈到了战争，提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的一方要善待俘虏。关于善待俘虏的话一直到今天都存在，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我们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继承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还有，获胜的一方有义务保护失败方的妇女和儿童俘虏，不得杀害他们。这是什么？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还提到富人要对穷人慷慨一些，要关心他们孩子上学的问题，关心到他们之中麻风病人的问题。后来，萧伯纳也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及对整个社会的认识，认为当贫穷存在时，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象中一样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请想象一下，无论你富到什么程度，只要城市中存在贫民窟，在贫民窟里有传染病，当富人不能用栅栏把这些给隔离开的时候，当你随时能看到失学儿童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的，他肯定会感到他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英国、法国都有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接触过欧洲的文化人所写的对于当时王权的歌颂。但在孔老夫子润色过的《诗经》里，包括风雅颂。风指民间的，雅是文化人的，而颂就是记录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士对当时拥有王权者们的称颂。这给了我特别奇怪的想法，文化人士的前身，和王权发生过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会那样？古罗马在那么早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立、元老院，元老院的形式还是圆形桌子，每个人都可以就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讨论。在那样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对渥大维称颂的诗句，而《诗经》却存在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封建社会没有文明到这种程度。
被王权利用的宗教就会变质，变质后就会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因此在十四世纪时出现了贞洁锁、铁乳罩。当宗教走到这一步，从最初的人文愿望走到了反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十日谈》就挑战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才能知道它的意义。再往后，出现了莎士比亚、达·芬奇，情况又不一样了，我们会困惑：今天讲西方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气息，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帝王和贵族，如果有普通人的话，只不过是仆人，而仆人在戏剧中又常常是可笑的配角，我们怎么说充满人文主义呢？要知道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演的是神，或是神之儿女的故事，而到这里，毕竟人站在了舞台上，正因为这一点，它是人文的，就这么简单，针对神文化。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在舞台上真正占据主角的必然是人上人，而最普通的人要进入文艺，需经过很漫长的争取，不经过这个争取，只能是配角。在同时代的一幅油画《罗马盛典》中，中间是苏格拉底，旁边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把所有罗马时期人类文化的精英都放在一个大的盛典里，而且是用最古典主义的画风把它画出来。在此之前人类画的都是神，神能那样地自信、那样地顶天立地，而现在人把自己的同类绘画在盛典中，这很重要，然后才能发展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复兴和启蒙。我们今天看雨果作品的时候，看《巴黎圣母院》，感觉也不过是一部古典爱情小说而已，但有这样一个场面：卡西莫多被执行鞭笞的时候，巴黎的广场上围满了市民，以致警察要用他们的刀背和马臀去冲撞开人们。而雨果写到这一场面的时候是怀着嫌恶的，他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我们的同类在受鞭笞的时候，有那么多同类围观，从中得到娱乐？这在动物界是没有的，在动物界不会发生这样的情景：一种动物在受虐待的时候，其他动物会感到欢快。动物不是这样的，但人类居然是这样的。人文主义就是嘲弄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几年间，由外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不像现在这样多，是有限的一些。一个爱读书的人无论借或怎么样，总是会把这些书都读遍的。屠格涅夫的《木木》和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给我以非常深的印象。
《木木》讲的是屠格涅夫出生贵族家庭，他的祖母是女地主。有一次他跟着祖母到庄园，看到一个高大的又聋又哑又丑的看门人。看门人已经成为仆人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没有人跟他交往。他有一只小狗叫木木，当女地主出现的时候，小狗由于第一次看到她，冲着女地主吠了两声，并且咬破了她的裙边。屠格涅夫的祖母便命令把小狗处死。可想而知，那个人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友情，只有与那只小狗的感情，但他并没有觉悟到也不可能觉悟到我要反抗我要争取，他最后只能是含着眼泪在小狗的颈上拴了一块石头并抚摸着小狗，然后把小狗抱到河里，看着小狗沉下去。
还有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讲的是托尔斯泰那时是名军官，在要塞做中尉。他爱上了要塞司令美丽的女儿，两人已经谈婚论嫁。午夜要塞举行舞会，他和小姐在要塞的花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令人恐怖的喊叫声，原来在花园另一端，司令官在监督对一个士兵施行鞭笞。托尔斯泰对小姐说：“你能对你的父亲说停止吗？惩罚有时体现一下就够了。”但是小姐不以为然地说：“不，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的父亲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责任。”年轻的托尔斯泰请求了三次。小姐说：“如果你将来成为我的丈夫，对于这一切你应该习惯。你应该习惯听到这样的喊叫声，就跟没有听到一样。周围的人们不都是这样吗？”确实周围的人们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依旧在散步，男士挽着女士的手臂是那样的彬彬有礼。托尔斯泰吻了小姐的手说：“那我只有告辞了，祝你晚安！”背过身走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不管她有多么漂亮。”这影响了我的爱情观，我想以后无论我遇到多么漂亮的女人，如果她的心地像那位要塞司令官的女儿，或者她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虚荣，她都蛊惑不了我，那就是文学对我们的影响。
我从北京大串联回来的时候，走廊里挂满了大字报。我看到我的语文老师庞盈，从厕所出来，被剃了鬼头，脸已经浮肿，一手拿着水勺，一手拿着小桶。我不是她最喜欢的学生，但我那时的反应就是退后几步，深深地鞠个躬说：“庞盈老师，你好！”她愣了一下，我听到小桶掉在地上，她退到厕所里面哭了。多少年以后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梁晓声，你还记得当年那件事吗？我可一直记在心里。”这也只能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情感表达而已。那时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宋慧颖大冬天在操场里扫雪，没有戴手套，并且也被剃了鬼头。我跟她打招呼，“宋老师，我大串联回来了，也不能再上学了，谢谢你教过我们政治，我给你鞠个躬。”这是我们只能做到的吧，但在那个年代这对人很重要。可能有一点点是我母亲教过我的，但是书本给我的更多一些。
正因为这样，再来看那些我从前读过的名著时，我内心会有一种亲切感。大家读《悲惨世界》的时候，如果不能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里来思考，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纪念雨果？他通过《悲惨世界》那样一些书，使人类文化中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他的这些书是在流亡的时候写的，连巴黎的洗衣女工都舍得掏钱来买。书里面最重要的话语就是当米里艾主教早晨醒来的时候，一切都不见了，唯一的财产也被偷走了。而米里艾主教说：“不是那样的，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穷人只不过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从我们这里拿走了。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银盘子是经过矿工、银匠的手才产生的。”这思想就是讲给我们众多的公仆听的。正因为雨果把他的思想放在作品里面，一定会对法国的国家公仆产生影响，我们为此而纪念他。人道精神能使人变得高尚，这让我们今天读它的时候知道它的价值。
我们在看当下的写作时，会做出一种判断，那就是我们的作品中缺什么？也就是以我的眼来看中国的文化中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多少年，我们要补上这个课，要补上科技的一课，要补上法律意识的一课，也要补上全民文明素质的一课。但是你们听说过我们也要补上文化的一课吗？好像就文化不需要补课。这是多么奇怪，难道我们的文化真的不需要补课吗？
五四时期我们进行人文主义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人文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进行初期人文启蒙的时候，西方的文化正处于现代主义思潮的时期。他们现在可以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玩一下文学，玩一下文艺，因为文学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我们不会理解现代主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完成过。尽管五千年中我们的古人也说过很多话，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时人文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可它没有在现实中被实践过。当我们国家陷入深重灾难的时候，西方已经在思考后人文了，关于和平主义，关于进一步民主，关于环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
我和两位老作家去法国访问，当时下着雨，一辆法国车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怎么也超不过去。后来前面那辆车停下了，把车开到路边。他说一路上他们的车一直在我们前面，这不公平，车上有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突然觉得修养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能培养到什么程度。
前几年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博士生古思亭，中文名字非常美。外国人能把汉语学成这样的程度是相当不易的。那天一位中国同学请她吃饭，当时在一个小餐馆里，那位同学说这个地方不安全，打算换个地方。走到半路，古思亭对她说：“要是面好了，而我们却走了，这是很不礼貌的。我得赶紧回去把钱交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到底在哪里。
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到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我个人觉得，人文不体现在学者的论文里，也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不要让我没感觉到，“你不说我还听得清楚，你一说我反而听不明白了”。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这些都是文化教养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学文化的原动力，而且是我们传播文化的一种使命。
我最后献给大家一首诗：
我是不会变心的
大理石
雕成塑像
铜
铸成钟
而我
是用真诚锻造的
假使
我破了
碎了
那一片片
也还是
忠诚。

中国娱乐至死的代价
娱乐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性。
动物也有此习性。
此习性体现于人类，比体现于动物强烈多了。但只有娱乐的习性就不可能有文化。动物界就没有。人类有文化是因为并不满足于习性要求；而动物只满足于习性要求。
二战时期的丘吉尔在战局的巨大压力之下，为了减压，曾和幕僚们玩钻桌子的游戏。然而我们又知道，他是西方优秀文化所化的人，所以他二战之后居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应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少年和青年——他们在发了通追星狂热之后，甫一背过身去，一切关于人的好原则、好教养，立刻便归回内心里；他们在网上宣泄了一通，充当了一次找乐子的看客之后，放下鼠标，静静一想，能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这社会使我愤懑到何种程度，我还是得以好人的活法为情愿的活法。人唯一命，否则我连自己的生命也对不起。
这要求一点儿都不高的少年和青年的好本色，对极少数人可能是天生的，对大多数人却只能是被好文化所化的后天养成。
那么谁来奉献好文化呢？在娱乐文化、快餐文化、碎片文化、嘻哈文化合流而至的当下，非要进行此种奉献有时不但是一厢情愿的，往往还会是尴尬的、费力不讨好的。即使在大学课堂上，即使特有讲课经验的老师，也没法把课讲到玩疯了的学子们心灵中去。
这是中国大文化面临的大窘境。
然而，总得有人来做——趁我们的下一代还没全都变成“吃货”加“顽主”，趁我们的孩子们还没变成无时不愤的“全天候愤青”。
没有兄弟姐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没有欣赏体会的人生是遗憾的。
没有被好文化所化的人生则是可悲的。
我们的经常被亚文化、次文化、劣文化所裹携的孩子们，以我的眼看来——他们特可怜。
他们抓住娱乐作为精神自足的稻草；连他们自己都清楚，那种娱乐沼泽中的稻草在精神上根本提升不了他们。分明，某些孩子的精神已快陷于没顶之灾了，他们令人心疼。
与大众，特别是与青年们发生广泛精神关系的文化种类，如电影、电视剧、书籍、网络都来在精神上帮帮我们的少年和青年啊！
我们也许水平有限，奉献差强人意——但我们的奉献一定要真诚。
我们的孩子们还没二百五到看不出来我们真诚不真诚，而这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奉献的动力。
与其辩论孰高孰低，何雅何俗，谁才是文艺工作者而谁不配是，莫如雅俗文化、快餐文化与精品文化、网络文学与字纸书籍一同来对我们的孩子负起责任——在满足他们娱乐本能的同时，切记多少给他们一点儿值得用心灵而不仅仅是用官能来接受的元素。
这样努力了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切文学艺术从业者，即使被大加嘲讽，那也是光荣的。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它当下太需要我们这样了！
中国之发展、进步、文明，特需要一些清醒的、理性的、有定力而又有担当自觉的人来推动。胶着于，仅仅满足于享受娱乐文化的青年中，不太可能产生以上一种人。如果我们希望从下一代下下一代中涌现多些的我们所乐见的青年，那么举国上下氤氲一片的娱乐文化的泡沫，将使以上国家希望落空几成定局。而长此以往，三四十年后的中国人，极可能沦为人类亚种……

扫描当代中国女性
你对当代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对同代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对你上一代的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觉得这几代女性之间有什么不同？
你更亲近哪一代中国女性？
……
近年，诸如此类的女性话题，是我经常“遭遇”的话题之一。
用“遭遇”这词，意在表明，我非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或学者，也从未动过变成的念头。故几乎对一切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不管成了“焦点”还是“热点”，都不怎么去想的。所以常陷于窘境，怔怔然无从答起。不消说，发问的差不多皆女性。有青年，有中年。十之三四是读者，问题提出在信中。十之六七是记者，每每的，话锋陡转，冷不丁就当面掷过来。于是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味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当代中年女性，似乎很希望从当代男人口中听到比当代青年女性更高的评说。而当代青年女性也是。当代中年女性和当代青年女性，谁们更具风采，真的仍需由男人们来作结论吗？这现象不仅有意思，也有值得分析的意义。遭“考问”的次数既多，心静之时，难免就漫忆琐思，一忆一思，便产生了写的冲动。所写绝对地没有文学的价值，但会有那么一丁点儿认知价值。一丁点儿而已。一丁丁点儿而已。既有，也就不算无聊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做“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十二条横街，叫做“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故得“外国”之名。
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五十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新中国成立前的富裕人家的妻子，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她们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大约二十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不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
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悦色彩的风景线。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晨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五十年代绝少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五十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一半吃细粮，生活贫穷的，每月仅吃三分之一或更少的细粮。那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子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于是，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经母亲告诫过的小儿女们就回答吃一样的饭菜。
于是维护了母亲家庭地位的尊严。
未经母亲告诫过，或忘了母亲告诫的小儿女们，往往“泄密”。
于是其母亲每每遭别家女人们背后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唯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没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丈夫们早饭吃得满意，对饭盒里的内容面呈悦色，则他们出门后，妻子们的心情那一天从早舒畅到晚，直保持到丈夫们下班回到家里，笑脸迎之。否则，妻子们一整天忐忑不安，并会一整天都在自责做妻子的最主要的义务之一没尽到，开门迎夫之际，表情和言语倍加小心。
对于五十年代的妻子们，侍奉好丈夫们似乎是第一位的责任。而抚育儿女反是第二位的责任了。
丈夫们上班后，家才是女人们的天下。她们的女主人的地位，才开始较充分地体现。丈夫们在家，就好比皇帝坐驾金銮宝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颇高些，也不过就是近身侍臣的角色罢了。一言一行，免不了总是要察言观色的。更有卑顺者，唯夫之命是从。经济是基础，因她们的操劳并不直接体现于奠定家庭经济基础方面，故腰板怎么也挺不起来。实际家庭地位之低，虽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无本质的改善。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妇。由于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识的长期蒙昧，这一种情况，在平民之家和贫民之家，反而尤普遍，尤甚。
当年我以少年的眼，在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里，见惯了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凳子横于前一脚跨过去，油瓶倒了也不弯腰扶一下的丈夫们，不以为怪。渐渐觉得天下做丈夫的男人们，不但必定都是这样的，而且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丈夫们在家时，妻子们的真性情是很受束缚的，心理也很受压抑。甚至可以说，很受到心理的压迫。
当年我又以少年的眼，观察到过这样的生活现象——丈夫前脚出家门，妻子立刻获得了解放似的。她倏忽地变了，整个人的状态完全轻松了。她竟会一边干这干那，一边哼着唱着。她以熟练工的麻利里里外外同时兼顾，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居然比丈夫在家时做得还有章法。此时家务之对于她仿佛已不再是义务，而简直是喜欢干的事，从中体会着别人不大体会得到的愉快……
接着，她唤醒儿女，安排大的吃了饭去上学，帮小的穿衣服给他们洗脸。
儿女们吃饭时，她在叠被子，整理床。
待儿女们也都吃罢了，她才坐到饭桌旁。结果是饭菜凉了。倘家中还有老人，那么她得像照料儿女们一样再照料一番老人。她得热一遍饭菜，服侍老人吃。无老人，则省了份儿心。
待她也吃罢了，上学的儿女上学去了，不上学的儿女或在家里待在一个角落玩儿着，或出去玩儿了。
此时，家里一般肃静了。于是她刷洗盘碗，扫地擦灰。忙了一通，九点来钟，家清洁了。
于是她摘下围裙，自己才开始洗脸，梳头。随后，她出门了。如果是夏季，各家的女人们，都坐着小凳聚在院子里聊天。聊天是家庭妇女们传统的社交方式。她们嘴上聊着，手却不闲，或补袜子，或缝衣服，或纳鞋底儿，或绣花儿。
五十年代，毛衣属高级之物。毛线非是寻常人家舍得买的东西。所以五十年代的一般家庭妇女们，其实大多数并不会织毛活儿。她们中有些人是后来会的。是长大了的女儿们将毛线买回家，并将织毛活儿的针法带回家，她们首先向自己女儿们学的。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家境好些的女人，尽量对家境艰难的女人表示怜悯，娓娓地劝说她们化解心中忧愁。她们往往会替后者们的命运一声声长叹一把把抹泪，也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如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做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于是，五十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上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每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十一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时不时看表的，必得在四点半以前结束。六点钟左右，丈夫们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还剩，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七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什么，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八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九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点多就熄灯。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五十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并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几乎一时轰动整条街……
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擦的叫雪花膏；润手的叫蛤蜊油——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八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儿了。有人家的箱底儿，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晒箱底儿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来潮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的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打抱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
一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着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
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们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们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儿。几乎家家有袜底板儿。袜底板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解释起来实在啰唆，省略。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便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八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也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被丈夫打了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地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而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六十年代便被粉碎……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五十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和“大姑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
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发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儿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儿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儿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儿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吗？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吗？不都是要学三年徒吗？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吗？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长级吗……
的确，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极少数，非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她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姐妹。
“她”在“她”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纯朴。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她们中学毕业以后，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张罗罗地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居然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是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是“大姑娘”到是“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五十年代，二十来岁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坐上几站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行业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行业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开。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待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因而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大儿女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对方们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我自己的女儿才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
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条。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为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她们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地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了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大姑娘”了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
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
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边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想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的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
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做“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吗？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球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惟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全都倏地一齐红了脸，全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五十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盖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们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们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自己们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
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曾寄宿的小学或中学。“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司局级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这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定量——二十八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着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机。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坚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
那么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吗？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若买粮票，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吗？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了。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着是“老姑娘”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所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们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们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们。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
过去，早晨七点多钟下午五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六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与五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们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了。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倍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上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当年指哈尔滨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的高中，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社区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他到外地上大学前，预先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自己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五十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是的，她们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一九六三年后，饥饿的黑翳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婿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婿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不但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的分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已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
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已被老年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随之而去了……
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女儿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候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们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们小。普遍的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们提前了一二岁……
然而，饥饿的黑翳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又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的准备是较周密并是经过了较长期运筹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得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黑云压城城欲摧”，五月席卷全国，六月初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一月份里。像许多他们和她们的身体发育，中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女性
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向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惟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但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
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
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那一幅画的题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时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永远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人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老青年”“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了同一种竞争中——那就是升学。
当年的升学竞争并不像今天的升学竞争这么激烈。或者反过来说，以今天比当年，今天的升学竞争不但显得尤为激烈，而且简直可以说达到了惨烈的程度。
当年的考题容易，分数线定得低，高考恢复后的前两届，分明地带有体恤性和关怀性。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着的精神。而当年又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他们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着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二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可以到处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和姿态。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十之八九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也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和姿态。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她们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瓶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又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前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头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再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之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汇入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和她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做“夜大”。当年的许多中国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在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始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的知识追求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苛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那些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对于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当年，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
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之妻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地“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成为尊贵其身的娇妻美妾，那些不但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也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钱的耀眼光辉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还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还只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按当年的汇率算）啊！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灭落下去了，正如政治的时代泡沫灭落下去一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后继。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哼！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承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是憧憬。
因为，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因为，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既不但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种类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这一特点。
八十年代后半叶，中国某些女人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讯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那时，社会行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干的知识女性，倘要凭其才干和知识获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几乎是痴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国外，对才干和知识的尊重毫不含糊地体现为金钱的结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兑换价值的。而那时在中国，通过金钱对才干和知识进行结算的方式，仍是一种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进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体中国人对才干和知识的常规思想观念。谁若获得了数千元的奖金，肯定引起嫉妒。几万元的奖金，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那时在中国，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干有知识的女性尚活得这么憋屈，企图潇洒也潇洒不起来，那些没才干没知识甚至一无所长，却有容貌资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会自甘资本闲置股票贬值呢？而她们，在中国，历来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向往是最强烈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关于女性的公开的秘密。
于是，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未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
八十年代的前半叶，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叶，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但经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最后值得总结的是——八十年代后期交易自身之目的达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们扫视过去，其实真正获得幸福的相当有限。她们中不少人，结果甚至相当不幸。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子、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给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盒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性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因为，无论那目标表面看起来多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本质上仍是初级的——是以依附于男人为目标前提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年年方兴未艾，直到一九九三年后才式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三十五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才十六七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达到合法移民岁数的事屡闻不鲜；因已三十四五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自己之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亚洲欧洲澳洲许多国家。即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么着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着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之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插而不入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懂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她们尤其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她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了些外汇的同时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同时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班。
一九九三年以后，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具“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罪案中，有“洋插队”过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过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的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加入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时装、美容、化妆、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便是宣传者、广告者、始作俑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们的事业，往往是自己们的。自己们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们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们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们“疲软”的同时，不禁地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五体投地顶礼膜拜。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这样。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显明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的成分非是全部成分。实绩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统计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她们，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
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
“靠节俭能富起来吗？得靠机遇！”——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以为这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这种大直觉相对于她们的意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常常反而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于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自己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她们的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非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现象看，往往似乎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买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是女性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地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而我想说，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的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因为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为交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男人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
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从前时代的普遍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为主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所降服。而男人利用了制胜的，又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太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于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德行成为典范的女性，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显明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于是她们中派生出了女“独身族”。
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一种人生“战略”上的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自慰。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的“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状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倘她们又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常常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急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企图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在实际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又是多么的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都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尽相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的文科大学生们，以她们的喜好一改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凭她们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之稿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每每也“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上也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目前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就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也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有人在那两年中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在那两年中因工致残，有人在那两年里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非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条待遇，她们也就放弃力争了。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据我看来，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去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其实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还有丁点儿认识的价值。
我至今没接近过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要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是“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得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稔熟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那么，你在听说得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香惜玉地同情她们吗？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钱钞为前提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根本是违背她们天生在陌生男人面前掩护自己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从她们内心里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以叫男人尝尝罗曼史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妇科男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
因为，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的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显出几分雅。
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过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们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之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从前的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现在更少束缚更自由吗？
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自诩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
张宏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小组长。男，27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三次，在目前的公司一年多了，工资涨到了一万三。
他在北京郊区与另外两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一间住屋，共用10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一千元月租。他每天七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十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二十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九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
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
每月能攒下多少钱？
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一万三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剩七千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一千多。按月往家里寄两千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
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
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
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您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三四千元，想在北京找到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
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嘛，何必非漂在北京呢？终身大事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
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二百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十一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
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啊！
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奖金呢？
见我仍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全中国，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
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65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
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关于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
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
我之所以违心地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
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宏”，而非“小张”。
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
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
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根本没必要！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
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我听您的，听您的。”
“你在哪儿呢？”
“在公司，加班。”那时九点多了。
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八点讲座吗？那么你七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
“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中国广大的年轻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啦？
第二天晚上七点，宏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
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
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
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
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吗不？”
他说：“行。”
我说：“向我保证。”
他说：“我保证。”
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小时互动。互动超时了，十点二十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十点四十了。
宏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
在车里，他说：“这地方很难打到车的，如果你是我，你能不等吗？”
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
车到我家楼前时，十一点多了。
我很想说：“宏，今晚住我家吧。”却没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
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宏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宏的手机。不料宏已在火车上。
“你怎么会在列车上？”我大为诧异。
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七点赶到列车站，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场买票，所以得早去。
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
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
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
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
又一个明天，晚上十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
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那不是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一万三千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
我说：“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
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
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十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你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传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
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再次收到宏的短信——梁老师，我一到东北就感冒了，昨天夜里发高烧。您的讲座文稿我没顺完，传给公司的一名同事了。她会代我顺完，送您家去，请您过目。您在短信中叫我“宏”，我很开心。您对我的短信称呼，使我觉得自己的名字特有诗意，因而也觉得生活多了种诗意，宏谢谢您了。
我除了复短信嘱他多多保重，再就词穷了。
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宏的同事，送来我的讲座文稿。因为校方催得急，我在改，她在等。
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
她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十二点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宏怎么样了？”
她反问：“宏是谁？”
我说：“小张，张宏。”
她同情地说——张宏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
送走那姑娘不久，宏发来了一条短信——梁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宏实在是丢不起的。
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坐到了写字桌前……

关于土地的杂感
据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居高的房价已经涨到七八万一平米了。当然，都是黄金地段，所以寸土寸金。又据说，富豪或炒房者们一掷数千万争相而购，是受着一种统一的商业理念的驱使，即寸土寸金地段绝对是稀有的，买下的不但是高档住房，简直还是一棵摇钱树。
事实基本如此，几年前他们以几百万买下的别墅，如今无一例外地涨到了天价。
而专门为他们盖房子的房地产商，深谙他们的心理，每以“绝版”“珍藏版”奉应之。于是在天价房现象推波助澜的作用下，一概的房价飙升不止，连城市中产阶层都目瞪口呆了，平民和贫民阶层改善住房条件的想法，遂成幻想。
这使我联想到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孔老夫子这话，要义在后两句。是以天地日月的无私来喻人的。
以前，我是颇信有那种“奉斯三者以劳天下”之人物的。
后来，不信了。
非但不信，且大不以为然，觉得人根本不可能做到那般无私。故人不该对人有那等苛刻的要求。但对于前三句话，却一向是信的。
现在，我连前三句话也不信了。
最近我总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摘辑一些所谓名言，尤其是那类对我们世人影响深远的名言，一一指出它们的不可信性。孔老夫子那句话，自然便是一例。
依我看来，天有私覆，地有私载，日月有私照——早就是真相了。
这地球上，有的地方终年寒冷，满目冰雪；有的地方却又终年炎热，水源衡少；而某些幸运的地方，则四季如春，风光旖旎，不仅是适于人类生活的天堂，也是植物动物的“伊甸园”。
这难道不是天之“私”日月之“私”吗？
这地球上，有的地方荒山叠嶂，戈壁无边，雨草不生；而有的地方沃土平川，水源丰富，地上几乎遍地是宝，地下也处处矿藏。
这难道不是地之“私载”吗？
有次我乘飞机去往西部某市，坐靠窗位置。幸逢晴日，万里无云。从天穹看大地，所见情形，令我心怦动，愀然进而肃然。在光秃秃的岩体的山与山之间，偶现一小片土地，或许是风将沙尘刮到那儿，千百年间，万亿次数，积淀而成的吧？估计也就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却散布着七八户人家，形成一个小村落。院如火柴盒，舍如小纽扣。在与土地同色的房子与房子之间，不见一株树影。又偶现更小的一片土地，孤零零地一个火柴盒也似的小院，孤零零的一幢小纽扣也似的房舍。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当地人：“什么人会住在那么一种地方？”
他说：“当然是农民啰。”
“那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啊！”
“就是嘛。”
“为什么不将他们迁往别处？”
“你看，那儿还有，那儿还有，加起来为数不少呢，往哪儿迁他们呀！好地方的土地，早都有主了……”
我便只有默然。
“听说，当地政府已在考虑尽早将他们迁往别处……”
对方的话，怎么听都像是安慰我。
而我又想到了在另外一个省境内见到的情形。那是一个山区多多的省份。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凡是能种点儿什么的土地，不管小得多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无一遗漏，皆被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时值秋季，公路两旁，每见背着收获的农民，低着头猫着腰，缓辵而行。坐在面包车里的我，见一片山坡上，有些缺口大小的土坑。就是那些土坑里，也都种上了玉米，陪同我的当地朋友见我奇怪，向我解释说，那些现出土坑的地方，原先都有巨石。养路单位怕巨石在雨季滚下山坡，堵塞公路，于是很负责任地用吊车将巨石吊走了。而农民们，争相占有了那些土坑。而前方，连公路网旁排水的沟里，都种上了南瓜和土豆……
我不禁地就联想到了城市里那些房地产商所宣传的“寸土寸金”的广告语。
在那样一些缺少耕地的地方，对于那样一些农民，未尝不也是寸土寸金呢！
后来，我们走在田地间的田埂上了。最窄的田埂，才一尺宽左右。朋友说，田埂起初肯定是宽些的，但是当地农民对土地的贪占心理十分强烈，仅仅为了多点一行种子，那也不惜再将田埂挤窄几寸，所以田埂越来越窄了；当地农民走在田埂上的平衡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他说：“让咱们挑着粪桶走在这么窄的田埂上，是会一次次掉下去的吧？”
我说：“会的。”
于是就想到了人类和土地的关系。
古代的人类，最坚定的占有欲体现在对土地的占有方面。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狼烟四起，兵燹成灾，大抵为的是土地。后来，当国与国的边界较为分明了，土地就成了领土。即使当今，某些国家之间交恶，往往也还是与领土问题有关。一涉及领土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竟会不认真对待。
而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对土地的占有欲，则意味着一种最古老的占有欲之体现。对于一个现代人，倘不能实际地占有一座城市中他认为最值得占有的土地，那么他必将通过占有那块土地上的房产来达到满足。
一块城市里的土地寸土寸金吗？
那么，我要最大限度地占有。
当然，有此种占有欲的人，首先须是富人。
对于他们，寸土寸金之土地，等于金。
而对于金的占有欲，其古老性，仅次于人类对土地的占有欲。相比于土地和金，人类对于其他昂贵东西的占有欲，倒不值得论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在城市，在所谓黄金地段，房价越炒越高，房子越盖越大的真相。
这是一种现代人的大都市地主心理。
在封建社会，地主而大，于是他们的土地占有欲便会自然而然地延展向城市。从前的大地主，在城市里往往拥有整条街的房产。于是从前城市里的贫穷人家，注定会从他们住惯了的街上被挤走，迁往城市的边角地方。或者，直接又回到农村，再成农民。
这一种通过房地产业实现的对于城市土地占有欲的满足，即使交易公平，根子上也是一种人类的原始占有欲。
故在西方，豪宅已不建在市内黄金地段，大抵建在市郊。多数富豪，并不通过金钱实力进犯城市腹地。而这就使城市的腹地得以较长久地保持原貌，于是保持城市个性。
中国的城市恰恰反过来。
房地产业首先是开始从城市腹地摧毁城市原貌的。当城市腹地已无可再摧毁，才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郊区。故一座座城市，早已无原貌可寻。
城市的发展，不依赖房地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能够的。
但是，若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甚至推波助澜，乐得正中下怀地利用房地产业，则肯定是不可取的，甚而是愚蠢的。
因为，人心里也有一块土地，叫心田。
心田才是人类真正寸土寸金的地方。心田生长对于公平的希望，和对贪婪的本能反感。
我们许多城市的腹地，如同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村田埂。现在，供人走的路是越来越窄了。将来，理性思想也将无路可走了吗？
不错，城市的土地确乎是宝贵的。正因其宝贵，我们这一代城市公民应该意识到——城市不是属于哪一届政府的，不是属于哪些房地产大鳄及某些富豪的。城市它属于全体城市公民。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城市公民，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子孙。
故，一座城市的土地，不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自说自话地挂牌拍卖。
是城市公民代表子孙后代，授权土地管理者们管理城市土地的。
土地国有化的意思不是别的什么意思，而是土地人民化的意思。对于城市而言，即城市公共土地所有权，属于城市全体公民。而且只能属于城市全体公民。正如某个农村的公共土地，只能属于全体农民。
这个道理是多么的明明白白啊！
那么，我认为，每一座城市的每一级“人大”和“政协”，都应责无旁贷地替全体城市公民及子孙后代，肩负起对于城市土地的开发监督权。城市土地管理部门，只能在此种监督和允许之下，才有权对城市土地进行拍卖。而且，也不能一卖了之，完事大吉。
卖后的土地，究竟用于何种目的——建住宅？建医院？建学校？建图书馆或公园？“人大”和“政协”亦应代表城市公民过问，使目的在符合大多数城市公民意愿的前提之下得以理性实现。
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房价过高才会真被遏制；房地产暴利才会真被管制；房地产泡沫才会真被控制。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对于城市的发展建设而言，“人大”和“政协”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早应负起来的责任，却至今并未主动担负起来，却只不过一向嘟嘟哝哝地尽说些希望政府怎样怎样的鸟话？
须知后代子孙，对于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城市若怨声载道，既不但要骂现在的政府，也是要骂现在的“人大”和“政协”的。
至于那些为现在的房地产业评功摆好推波助澜的人，我不想和他们讨论什么。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明里暗里，差不多皆是些附着在房地产商身上的毛。
我跟几撮“毛”有什么好说的呢？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将睡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了第一个问题——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
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责中国人。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是奴性。
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明明是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
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却死于囚地，这很可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痛。拿破仑被俘并死于英国的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民，无不担忧一件事——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
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
中华本是好地方，
自从来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92年，以后是明朝。明朝270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270年后，明朝因腐败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276年。
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种难，郁闷中写出了《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槃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社会黑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这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时代，尤其是和当代的现实，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1993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顿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地，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么？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么？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谏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认为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么？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反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龙！龙！龙！
某些人一见我这篇散文的题目，必然的并且立刻的就会联想到日本电影《虎！虎！虎！》；他们中有人还会太自以为是地下结论——看，为了吸引眼睛，连文题都进行如此相似的拷贝了！足见中国作家们已浮躁到何种地步！没什么可写的就不写算了嘛，何必硬写？
见他们的鬼去！
我之写作，非是他们的心所能理解的。
我笔写我心，与他们的心无关；与《虎！虎！虎！》更是无关。
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
二十几年来，由于严重的颈椎病，入睡成为一件极困难的事。终于成眠，到底也只不过是浅觉，一向辗转反侧，想做梦也做不成的。
然而几天前真的做了一梦——梦见自己站在半空，仿佛是我家可以隔窗望到的盘古大厦的厦顶。在更高的半空，在抓一把似能有实物在手，并能像湿透了的棉絮般拧出不洁的水滴的霾层间，有龙首俯视我，龙身在霾中一段隐一段现的，其长难断，然可谓巨。
我却未觉惊恐。是的，毫无惊恐。反觉我与那龙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存在，故它定不会伤我。龙身青虾色，鳞有光，虽霾重亦不能尽蔽。
我正疑惑，龙叫我：“二哥……”
其声如槌轻击大鼓，半空起回音，听来稔熟，并且，分明是小心翼翼的叫法；又分明，它怕猝然地大声叫我，使我如雷贯耳，惧逃之。
我不惧，问：“你是玉龙？”
龙三点首。
又问：“玉龙，你怎么变成了一条真龙？”
龙说：“二哥，我也不明白。”
再问：“你这一变成真龙，萌萌和她妈往后的日子谁陪伴？你们家失去了你的支撑怎么行呢？还有你姐和两个妹妹，没有你的接济，她们的生活也更困难了呀！”
龙说：“是啊！”
随之，龙长叹一声。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一条龙的叹息——如同一万支箫齐吹出“咪、发”二音；在我听来，像是“没法”。
我顿时满心怆然，为玉龙的妻和女儿，为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也为他自己，尽管他变成的是一条龙，而非其他。在人和龙之间，我愿他仍是一个人，即使是中国草根阶层中的一个人。他仍是一个人，对他的亲人们终究是有些益处的。我想，这肯定也是他的愿望。
我见龙的双眼模糊了，不再投射出如剑锋的冷光。它双眼一闭，清清楚楚的，我又见有两颗乒乓球般大的泪滴从半空落下。一颗落在我肩头，碎了，仿佛有大雨点溅我颊上，冰凉冰凉；另一颗落在离我的脚半米远处，也碎了，溅湿了我的鞋和裤脚。
我又听到了一声龙的叹息，如同一万支箫包围着我齐吹“咪、发”。
“没法……没法……”龙的叹息在霾空长久回响。
我的双眼，便也湿了。
斯时我心如海，怆然似波涛，一波压一波，一涛高过一涛，却无声。
我觉喘不上气来，心脏像是就要被胀破了。
龙叫我脱下上衣，接住它给我的东西。
我照做。
龙以爪挠身，鳞片从霾空纷纷而落。我喊起来：“玉龙，不要那样！”然而，又不能不慌忙地接。
龙说：“我的鳞，都是玉鳞，上好的和田玉。每片值数万元！请二哥分给我的姐姐和两个妹妹，从此我对她们的亲情责任一劳永逸了……”
鳞落甚多，我衣仅接多半，少数不知飘坠何处了。也有的落在盘古大厦之顶，发出清脆铿锵的响声，如磐音。
“玉龙，不要再给啦！”
我眼里禁不住地淌下泪来。抬头望龙，大吃一惊，见龙抓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龙说：“二哥，我的一只眼睛，值几千万元。你替我创办一个救助穷人的基金吧。百分之五，作为你的操心费……”
分分明明地，一颗龙眼自空而落。龙投得很准，使其准确地被我接住了——与那些鳞片一样，带着如人血一般样殷红的血迹。大约中碗，透明似水晶，眸子尚在内中眨动，如在传达眼语。
我再次抬头望它，见它已掉头而去。我又喊：“玉龙，别走！我还有话对你说！”
“二哥放心，我会做一条对人间有益的好龙的！空中霾气太重，我肺难受，得赶紧去往空气质量好的地方将养鳞伤眼伤。这是你我最后一面，从此难见了……”霾空传下那龙最后的言语，如阵阵闷雷。
我大叫：“玉龙！玉龙！玉龙你回来……”
龙转瞬不见。
我将自己叫喊醒了。
玉龙是我家五十年前的近邻卢叔，卢婶家的长子。当年我刚入中学，他才上小学。我们那一条小街，是哈尔滨市极破烂不堪的一条小街，土路，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泥泞的。当年我们那个同样破烂不堪的院子九户人家，共享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地，而我家和卢家，是隔壁邻居，我家二十八平方米，他家约二十平方米。我曾在我的小说《泯灭》中，将那条小街写成“脏街”。我也曾在我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写到“卢叔”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物。那是一部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按普遍经验而言，其中具有了虚构成分的人物本是不该写出真实之姓的。然而，我却据真所写了——当年的我，哪里有什么写作经验呢？
真实的卢叔，亦即《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卢叔”的原型，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我家成为卢家的近邻那一年，卢叔三十六七岁。当年我还没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现在自然是看过多部了。那么现在我要说——当年的卢叔，像极了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龙。
卢叔参加过抗美援朝，这是真实的。
卢叔复员后曾在铁路局任科级干部也是真实的。
不久，卢权被开除了公职，没有了收入，成了一个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这也是真实的。如今看来，那肯定是一桩受人诬陷的冤假错案。年轻的科长，有抗美援朝之资本，还居然有张欧化的脸，是美男子，肯定有飘飘然的时候。那么，被嫉妒也就不足为怪了。
卢婶当年似乎大卢叔两岁，这是我当年从大人们和他们夫妻俩开的玩笑中得知的。她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窈窕好看的女子，身材比卢叔还略高。我们两家成邻居那一年，她已发胖，却依然有风韵。但，那显然是种根本不被她自己珍惜的风韵。底层的，丈夫有工作的人家，日子尚且都过得拮据，何况她的丈夫是个体收废品的。想来，她又哪里有心思重视自己的风韵呢？
好在卢婶是个极达观的女子、妻子和母亲。她一向乐盈盈地过他们一家的穷日子，仿佛穷根本就不是件值得多么发愁的事。用今天的说法，全院的大人当年都觉得她的幸福指数最高。那一种幸福感，是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我，当然已能完全理解——与卢叔那样一个美男子成为夫妻，在底层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在对物质生活的憧憬若有若无的她那一类女人心里，大约等于实现了第一愿望吧？何况，卢叔是个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还是个懂得心疼自己妻子的丈夫，同院的大人们常拿这样一句话调侃他——“这是留给你妈的，谁偷吃我打谁！”而所留好吃的，往往是难得一见的一点儿肉类食品罢了。
玉龙是卢家长子。他的姐姐叫玉梅，弟弟叫玉荣。玉荣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他最小的妹妹，是我们两家成为近邻之后出生的。有一点是过来人对从前年代有时难免怀旧一下的理由，那就是比之于如今的孩子们，从前的孩子们真的格外有礼貌。这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于大人的称呼，更体现于他们对于邻家子女的称呼。即使年长半岁，甚或一两个月，他们也惯于在名字后边加上“哥”或“姐”的。我家兄弟四个依次都比卢家的子女年长，故依次被卢家的孩子叫做“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的哥哥精神失常以后，卢家的孩子照样见着了就叫“大哥”的。卢家的子女都很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我只记得玉龙与另一条街上的孩子打过一次架，原因是“他们当街耍笑我大哥”！
卢家孩子称呼我家兄弟四人，“哥”前既不加“梁家”，也不带出名字。玉龙和玉荣兄弟两个，从小又是极善良、极有正义感的孩子。我从未听卢叔或卢婶教育过他们应该怎样做人。进言之，他们在这方面是缺乏教育的，我想，他们的善良与正义，几乎只能以“天性”来解释。当年，我每天起码要听到十几次出自卢家孩子之口的“二哥”。卢家五个孩子啊，往往一出家门就碰到了一个，听到了一句啊！
如今想来，当年的我，每天听到那么多句“二哥”，对我是一件重要之事。那使我本能地远避羞耻的行为。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这与被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所叫是很不同的。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使当年的我不可能不在乎配不配的问题。
 
大约是1984年或1985年春节前，我第二次从北京回哈尔滨探家。
我已是年轻的一夜成名的作家，到家的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挨家看望是邻居的叔叔婶婶们，自然先从卢叔家开始。
而卢家人正吃晚饭，除了卢婶，我见到了卢家全家人。卢叔瘦多了，我问他是不是病过，他说确实大病了一场。玉龙的姐姐玉梅弟弟玉荣，还有玉龙的大妹妹，全都从兵团、农场返城了，全都还没有正式工作。除了卢叔，卢家儿女们，皆以崇拜的目光看我，使我颇不自在。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虽已劳累了一辈子，从四川退休回到哈尔滨后，为了使家里的生活过得宽裕点，在一个建筑队继续上班。经我父亲介绍，玉龙也在那个建筑队上班。我问玉荣为什么不也像他哥哥一样找份临时的工作？
玉荣被问得有些难为情，玉龙则替弟弟说：“弟弟是兵团知青时患了肺结核，从此干不了体力活了。而要找到一份不累的工作，像玉荣那么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返城知青，等于异想天开。”
气氛一时就很愁闷。
我心愀然。事实上，连我返城的三弟，当时也只能托我那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老父亲的“福”，也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建筑队干活。
我又问：“卢婶怎么不在家？”
卢叔反问我：“你家没谁告诉你？”
我闻言困惑。
而玉龙忧伤地说：“二哥，我妈秋天里病故了。”
玉龙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从他口中说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觉到了他心口那一种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对自己进行多少次提醒，才能从头脑中将“死”字抠出去，并且铆入他不习惯说的“病故”二字，吸收足了他对他母亲的怀念之情。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样一家，没有了卢婶，好比一棵树在不该落叶的季节，掉光了它的叶子。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什么，逃脱似的起身告退。
“二哥……”我已站在门口时，玉龙叫了我一声。
我扭回头，见卢家人全都望着我。
卢叔凄笑着说：“大老远的，你还想着给叔带几盒好烟回来，叔多谢了。”
我说：“院里每位叔都有的。”
卢叔说：“那你给我的也肯定比给他们的多。”
而玉龙说：“二哥，我们全家都祝贺你是名人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
卢家的儿女们，一个个虔诚地点头。
因为我哥哥几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笼罩在愁云忧雾之中；家人竟都没顾得上告诉我卢婶病故了……
第二年春季，父亲到北京来看孙子。
父亲告诉我，卢叔也病故了。
父亲夸玉龙是个好儿子，为了给卢叔治病，将他家在后院盖的一间小砖房卖了。
父亲惋惜地说：“因为急，卖得也太便宜了，少卖了五六百元。如果不卖，等到动迁的时候，玉龙和玉荣兄弟俩就会都有房子结婚了。”
父亲最后说：“但玉龙是为了使你卢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药，少受些罪。他做得对，所以全院都夸他是个好儿子。”
夏季，玉龙忽一日成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一表人才。
他说他父亲当年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为一名铁路员工。
我问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在货场管仓库，说得很满意。
他反问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应该很满意啊，对不对？”
我和我的父亲连说：“对、对。”
我和父亲特为他高兴。
他怕误了返回哈市的列车，连午饭也不一块吃，说走就走。
我和父亲将他送出“北影”大门外。
他说：“真想和大爷和二哥合一张影。”可临时哪儿去借照相机啊！当年连我这种人还没见过手机呢！
父亲保证地说：“下次吧！下次你来之前怎么也得先通个气儿，好让你二哥预先借台照相机预备着。”
玉龙说：“大爷，我爸妈都不在了，有时我觉得活得好孤单，我以后可不可以把您当成老父亲啊？”
父亲连说：“怎么不可以！怎么不可以！”
玉龙看着我又说：“那二哥，以后你就好比是我的亲二哥了吧。”
我说：“玉龙，我们的关系不是早就那样了吗？”
望着玉龙走远的背影，父亲喃喃自语：“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头之日了，他弟弟妹妹们有指望了……”
 
两年后，我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岗”了。
那一年的冬季玉龙又出现在我面前，穿一件旧而且破了两处、露出棉花的蓝布面大衣，看去像个到北京上访的人。他很疲惫的样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讶异于他为什么穿那么一件大衣，以为大衣里边肯定还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制服。但他脱下大衣后，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显然又该洗澡了。
玉龙说：“二哥，我下岗了。”
我一时陷于无语之境。
他买了我写的十几本书，说是希望通过送书的方式结识什么人，帮自己找到份能多挣几十元钱的活干，说再苦再累他都干，只要能多挣几十元钱。
我一边签自己的名，一边问他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如何？
他说，他弟玉荣的病还是时好时犯，好时就找临时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挣钱少的活儿，干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岗”了。他两个妹妹同样没有正式工作。
我听着，机械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忍抬头看他，宁愿一直写下去。
书中有一本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正要签上名，玉龙小声说：“二哥，这本不签了吧。”
我头也不抬地问：“为什么？”
他说：“你就听你弟的吧。”
我固执地说：“这一本书我写得不那么差。”
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声音说：“二哥，不瞒你，有看了这一本书的人，撺掇我告你。”
我这才想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我写到的一个人物用了卢叔的真姓，但却加在了书中那个“卢叔”身上一些虚构的成分，还是那种有理由使卢家人提出抗议的虚构成分。我终于放下笔，缓缓抬起头，以内疚极了也怜悯极了的目光看定他说：“玉龙，你起诉二哥吧。你有权利也有理由起诉我，那样你会获得一笔名誉补偿金，而那也正是二哥愿意的。”
我说的是真诚的话。
事实上每次见到玉龙，我必问他缺不缺钱？而他总是说不缺，说真到了缺的时候，肯定会向我开口的。然而，我觉得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向我开口的。据我所知，卢叔卢婶在世时，生活最困难的卢家，不曾向院里的任何一户邻居开口借过钱。在这一点上，卢家儿女有着他们父母的基因。
听了我的话，玉龙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当面受了侮辱般地说：“二哥，你这不是骂我吗？哪儿有弟弟告哥哥的呢？我那么做我还是人啊！”
我说：“兄弟互相告，姐妹互相告，甚至父母和子女互相告，这类事全国到处发生。你放心，二哥保证，绝不生你的气。”
他说：“那我自己也会一辈子生自己的气。我姐我弟我妹他们也会生我的气！二哥你要是不欢迎我了，我立刻就走好啦！”
我只得笑着说：“那再版时，二哥一定作一番认真修改。”
后来，玉龙又出现在我家时，我送给他一本签了我的名也写上了他名字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告诉他，是一本修改过的书。
他又红了脸，笑道：“二哥你看你，还认真了，这你让我多不好意思！”
该脸红、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却反倒成了他。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一下。
他找着拎着的，带来了两大旅行兜五六十本书。他累得不断地出汗，说经人介绍，帮一位是东北老乡的生意人在北京跑批发，联系业务得自己出钱送礼，而送我的签名书，对他是花钱不多、却又比较送得出手的礼物。
我不许他以后再买我的书，要求他提前告诉我，我会为他备好签名书，他来取就是。他说：“那不行。这已经够麻烦二哥的了，怎么能还让二哥送给我书呢！何况我每次需要的又多，二哥写一本书很辛苦，绝对不行！”
到现在为止，他一次也没向我要过书。
后来，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两件毫无思想准备的伤心事，先是父亲去世了，几年后母亲又去世了——这两件事对我的打击极沉重。
再后来，我将哥哥接到北京，也将玉荣请到北京帮我照顾哥哥，同时算我这个“二哥”替玉龙暂时解决了一件操心事，等于给他的弟弟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玉荣在回哈尔滨看望哥哥姐姐妹妹的日子里，不幸身亡。而我四弟的妻子不久患了尿毒症，一家人的生活顿时乱了套。
那一个时期，在我的头脑之中玉龙这个弟弟不存在了似的。两年后，等我将我这个哥哥的种种责任又落实有序了，才关心起久已没出现在我面前的玉龙来。
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我给四弟寄回了两万元钱，嘱他必须尽早交给玉龙，不管玉龙需不需要，必须让玉龙收下那两万元钱。
不久，四弟回我电话说，交代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
 
春季里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开罢一次会回到家里，见玉龙坐在我家门旁的台阶上，双眼有些浮肿，上唇起了一排火泡——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却没带书，只背一只绿书包。
进屋后，他刚一坐下，我便问他遭遇什么难事了？
他说他最小的妹妹也大病一场，险些抢救不回生命来。
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我知道四嫂那时候也生命危险啊，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怎么还能告诉二哥我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呢？”
“二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两万元钱我不能收。二哥的负担也很重，我怎么能收呢？”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两万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等了我将近三个小时，他这次来我家就是为了送钱。两万元钱带在身上他怕丢，所以一直耐心地等我回来。
我生气了，与他撕撕扯扯地，终于又将两万元钱塞入了他的书包。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见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忘了人家约见的事了。
玉龙起身说他去洗把脸。
他洗罢脸就告辞了。
编辑同志问他是我什么人。
我如实说是老邻居家的一个弟弟，关系很亲。
编辑同志说他见过玉龙。
我心中暗惊一下，猜测或许是给对方留下了某种不良印象的“见过”。
编辑同志却说，前几天她出差从外地回到北京，目睹了这么一种情形——有一精神不正常的中年女子，赤裸着上身在广场上边走边喊，人们皆视而不见，忽有一男人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替那疯女子穿上了。
我说：“你认错人了吧？”
她说：“不会的。当时我也正想脱下上衣那么做，但他已那么做了。我站在旁边，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为一个疯女人一颗一颗扣上大衣扣子，心里很受感动。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不会认错人。”
编辑走后，我见里屋的床上有玉龙留下的两万元钱。
那一年，玉龙出现在我面前的次数多了，隔两三个月我就会见到他一次。虽然用手机的人已经不少了，但他还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他或者在前一天晚上往我家里打电话，那么第二天我就会在家里等他；或者贸然地就来了，每撞锁，便坐在我家门旁台阶上等，有时等很久。
“二哥，你瘦了。”
“二哥，你显老了。”
“二哥，你脸色不好。”
“二哥，你可得注意身体。”
以上是他一见到我常说的话，也是我一见到他想说的话。每次都是他抢先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就咽回去不说了。
那一年，我身体很差，确如他说的那样。
那一年，他的身体看去也很差，白发明显地多了，脸还似乎有点浮肿。
我暗暗心疼他，正如他发乎真情地心疼我。
他带来的书也多了。书是沉东西！
——想想吧，一个人带五六十本书，不打的，没车送，乘公交，转地铁，是一件多累的事啊！以至于我往往想给他几本我新出的书，由于心疼他，犹犹豫豫地最终也就作罢了。
他来的次数多，我于是猜到他换挣钱的地方也换得频了。
赠某某局长、处长、主任、经理……我按名单签着诸如此类的上款，而他常提醒我不要写“副”字，“赠”字前边加上“敬”字。我根本不认识那些人，他显然也一个都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在落实他“老板”交给的任务。
有次签罢书，他起身急着要走。
我说：“别急着走，坐下陪二哥说会儿话。”
他立刻顺从地坐下了。
我为他换了茶水，以闲聊似的口吻说：“怎么，不愿让二哥多知道一些你的情况吗？”
他说：“我有啥情况值得非让你知道的呢？”
我说：“比如，做了什么好事，坏事……”
他立刻严肃地说：“二哥，我绝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做了，我还有脸来见你吗？”
我说：“二哥的意思表达不当，我指的是好事。”
他的表情放松了，不无自卑地说：“你弟这种小民，哪儿有机会做好事啊！”
我就将编辑朋友在火车站见到的事说了一遍，问那个好人是不是他。他侧转脸，低声说：“因为大哥也是得的精神病，我不是从小就同情精神病人嘛，那事儿更不值得说了。”
我一时语塞，良久，才说：“玉龙，我是这么想的——二哥帮你在哈尔滨租个小门面，你做点儿小本生意，别再到北京四处打工了吧，太辛苦啦！”
他低下头去，也沉默良久才又说：“二哥，那不行啊。在咱们哈尔滨，租一个最便宜的而且保证能赚到钱的门面，起码一年五六万，还得先付一年的租金。二哥你负担也重，我不能花你的钱。再说，我也没有生意头脑，一旦血本无归，将二哥帮我的钱亏光了，那我半辈子添了块心病了。我打工还行，力气就是成本。趁现在还有这种不是钱的成本，挣多少是多少吧！二哥你家让你操心的事就够多的了，别为我操心了吧……”
我又语塞，沉默了良久才问出一句废话：“打工不容易是吧？”
玉龙忽地就低声哭了。
我竟乱了方寸，一时不知该怎么劝他。
他边哭边说：“二哥，有些人太贪了，太黑了，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只要有点儿权有点儿钱，就不将心比心地考虑考虑我这种人的感受了……”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将他送出门的了。
我独坐家里，大口大口地深吸着烟，集中精力回忆玉龙说过的话。
我能回忆起来的是如下一些话：
“二哥，我受欺负的时候，被欺负急了就说，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是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二哥是作家梁晓声！多数时刻不起作用，但也有少数起作用的时候。二哥，你是玉龙的精神支柱啊！别说三哥四哥秀兰姐家的生活没有了你的帮助不行，我玉龙在精神上没有你这个支柱也撑不下去啊……
“二哥，我希望雇我的人多少看得起我点儿，有时忍不住就会说出我有一个是作家的二哥。他们听了，就要求我找你，帮他们疏通这种关系、那种关系。我知道你也没那么大神通，只能实话实说。结果他们就会认为我不识抬举，恼羞成怒让我滚蛋……
“二哥，有时我真希望你不是作家，是个在北京有实权的大官，也不必太大，局一级就行，那我在人前提起你来，底气也足多了……
“二哥，有时候我真想自己能变成一条龙，把咱们中国的贪官、黑官、腐败的官全都一口一个吞吃了！但是对老百姓却是一条好龙，逢旱降雨，逢涝驱云。而且，一片鳞一块玉，专给那些穷苦人家，给多少生多少，鳞不光，给不完……”
那一天，我吸了太多的烟，以至于放学回来的儿子，在门外站了半天才进屋。
 
那次见面后的一个晚上，玉龙给我打来一次电话。
他说：“二哥，我真有事求你了。”
我说：“讲。”仿佛我真的已不是作家，而是权力极大的官了。
玉龙说的事是——东北农场要加盖一批粮库，希望我能给农场领导写封信，使他所在的工程队承包盖几个粮库。
我想这样的事我的信也许能起点儿担保作用，便爽快地答应了。
我用特快专递寄出了一封长信，信中很动感情地写了我家与卢家非同一般的近邻关系，以及我与玉龙的感情深度，我对他人品的了解、信任。我保存了邮寄单，再见到玉龙时郑重其事地给他看——为了证明我的信真寄了。
玉龙顿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也将我像搂抱小孩子似的搂抱住，连连说：“哎呀二哥，你亲口答应的事我还会心里不落实吗？还让我看邮寄单，你叫我多不好意思呀二哥……”
但那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而那一次，是我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玉龙。
他并没来我家找我问过，也没在打电话时问过。
我想，他是怕我在他面前觉得没面子。大概，也由于觉得我是为他才失了面子的，没勇气面对我了。
之后两年多，我没再见到过玉龙。
 
今年5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次活动，接我的车竟是一辆车体宽大的奔驰。行至豁口，遇红灯。车停后，我发现从一条小胡同里走出了玉龙。他缓慢地走着，分明地，有点儿驼背了。他剃成平头的头发，白多黑少了，穿一件褪了色的蓝上衣，这儿那儿附着黄色的粉末，脚上的旧的平底布鞋也几乎变成黄色的了。
他一脸茫然，目光惘滞，显然满腹心事。他走到斑马线前，想要过马路的样子，可却呆望着绿灯，似乎还没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过。
他就那么一脸茫然，目光惘滞地站在斑马线前，呆望着马路这一端的绿灯，像在呆望着红灯。
我想叫他。可是如果要使他听到我的声音，我必须要求司机降下车窗；必须将上身俯向司机那边的窗口；还必须喊。因为，奔驰车停在马路这一边，不大声喊他是听不到的。
我话到嘴边，却终究没要求司机降下车窗。
然而，玉龙到底是踏上了斑马线。
当他从车头前缓慢地走过时，坐在车内的我不由得低下了头。我怕他一转脸看到了我。那一时刻，某些与感情不相干的杂七杂八的想法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那一时刻，我最不愿他看到他的“精神支柱”。被人当成“精神支柱”而实际上又不能在精神上给予人哪怕一点点支撑力的人，实际上也挺可怜的。
那一刻，我对自己鄙薄极了。
玉龙终于踏上了马路这一边的人行道，站在离奔驰四五步远处；似乎，还没想清楚应去往何方，去干什么。
我停止胡思乱想，立即降下车窗叫了他一声。
然而，红灯变绿灯了。
奔驰开走了。
玉龙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他左顾右盼。左顾右盼的他，瞬间从我眼前消失……
 
几天后，传达室的朱师傅通知我：“那个叫你二哥的姓卢的人，在传达室给你留下了一个纸箱子。”
纸箱子很沉。我想，必定又是书。
我将纸箱子扛回家，拆开一看——不仅有二三十本我的书，还有两大瓶蜂蜜。
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二哥，蜜是我从林区给你买的，野生的，肯定没受污染，也没有加什么添加剂。”
下边，是密密麻麻的一片需要我写在书上的名字。
所有的书我早已签写过了，然而现在都是两个多月以后了，玉龙却没来取走。他也没打过我的手机，没给我发过短信。他是有我的手机号的。
以前，他也有过将书留在传达室，过些日子再来取的时候。但隔了两个多月还不来取，这是头一次。
我也有他的手机号。
我拨过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该手机已停用。
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难道忘了书的事了吗？
不由得不安了。
后来，我就做了那场玉龙他变成了一条龙的梦。
 
我与四弟通了一次电话，“指示”他必须替我联系上玉龙。
四弟第二天就回电话了，说他到玉龙家去过，而玉龙家动迁后获得的小小两居室又卖了，已成了别人的家。四弟也只有玉龙的一个手机号，就是那个已停用的手机号。看来，我只有等了。不是等他来将我签了名的书取走，那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我盼望他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知道他平安无事。
有些人的生活，做梦似的变好着。好得以至于使我们一般人觉得，作为人，而不是神，生活其实完全没必要好到那么一种程度。即使真有神，大多数的神们的生活，想来也并不是多么奢华的。
有些人挣钱，姑且就说是挣钱吧，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几通电话，几次秘晤，轻轻松松地就挣到了。这里说的还不是贪污，受贿，是“挣”。
而有些人的生活，像垃圾片似的，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好的情节，那几乎就非从头改写不可。而他们的草根之命是注定了的，靠他们自己来改写，除非重投一次胎，生到前一种人的家中去，否则，“难于上青天”。
而有些人挣钱，仍会使人联想到旧社会——受尽了屈辱、剥削和压迫。
最不幸的姑且不论，中国又该有多少玉龙，其实艰难地生活在无望与渺茫的希望之间呢？
而卢家的这一个玉龙，他有许多种借口坑、蒙、拐、骗，却在人品上竭尽全力地活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他的基因比某些达官贵人高贵得多！
我祈祷中国的人间，善待他这一个野草根阶层的精神贵族。
凡欺辱他者，我咒他们八辈祖宗！
玉龙，玉龙，快来找我……

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历史上，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完成了阶层雏形，中产阶级靠文化知识的提升形成本阶层的特征。当下之中国，不论主旋律文化或商业文化，少有人文元素。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远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国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虑的大环境将注定其成长的艰难，乃至悲剧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阶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还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层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形成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6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4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生存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们的经济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也没有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而实际上，普遍地，大学毕业生起薪工资、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四五千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两三千元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最初的中产阶级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人，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的人，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成了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工作，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时，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人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同样是中产阶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最有可能产生中产阶级的群体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他们和人文的关系并不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人，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希望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以怎么样安贫乐道的说教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是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由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而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成熟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下层，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阶层无法凝聚成一种思想力量。思考、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大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者。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级最接近的。中产阶级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为底层代言？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级。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级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秉持呢？西方的中产阶级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级，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级，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百年文化的表情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国百余年文化云涌星驰，时有新思想的闪电，撕裂旧意识的阴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躯；有诗作檄文，有歌成战鼓；有鲁迅勇猛所掷的投枪，有闻一多喋血点燃的《红烛》；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强国之道，有“新文化运动”势不两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历史的尘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远，在时代递进的褶皱里，百余年文化积淀下了怎样的质量？又向我们呈现着怎样的“表情”？
弱国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郁的？怎能不是悲怆的？怎能不是凄楚的？
弱国文人的文化姿态，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难得之“糊涂”？怎能不以习惯了的温声细语，而拼作斗士般的仰天长啸？
当忧国之心屡遭挫创，当同类的头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们的目光透过百年，向历史的更深远处回望过去，那么遁隐的选择，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时尚”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谈《聊斋志异》了。蒲松龄作古已近三百年；《聊斋志异》成书面世二百四十余年。所以要越过百年先论此书，实在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扉页上，分明染着蒲松龄那个朝代的种种混杂气息。
蒲公笔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几乎皆我少年时梦中所恋。
《聊斋志异》是出世的。
蒲松龄的出世是由于文人对自己身处当世的嫌恶。他对当世的嫌恶又由于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顺遂，富贵命达，我们今人也许——就无《聊斋》可读了。
《聊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龄背对他所嫌恶的当世，用四百九十余篇小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较适合他那一类文人之心灵得以归宿的“拟幻现世”。美而善的妖女们所爱者，几乎无一不是他那一类文人。自从他开始写《聊斋》，他几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里，几乎一生都在与他笔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爱着。
但毕竟的，他背后便是他们嫌恶的当世，所以那当世的污浊，漫过他的肩头，淹向着他的写案——故《聊斋》中除了那些男人们梦魂萦绕的花精狐魅，还有《促织》《梦狼》《席方平》中的当世丑类。
《聊斋》乃中国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温的“表情”。他以冷漠对待他所处的当世；他将温爱给予他笔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浒》乃中国百年文化前页中最为激烈的“表情”。由于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列为禁书。它虽产生于元末明初，所写虽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响似乎在清末更大，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红楼梦》，撇开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主线，读后确给人一种盛极致衰的挽亡感。
此外还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构成着百年文化前页的谴责“表情”。
《金瓶梅》是中国百年文化前页中最难一言评定的一种“表情”。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着反映当世现实的重要意义，那么其后所产生的无计其数的所谓“艳情小说”，散布于百年文化的前页中，给人，具体说给我一种文化在沦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页的“表情”是极其严肃的。
那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出政治思想家的历史时期。在这扉页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名字是孙中山。这个名字虽然写在那扉页的最后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们都值得纪念。因为他不仅思想，而且实践，而且几乎成功。
于是中国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后不但保持着严肃，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凝重的。
于是才会有“五四”，才会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百年文化“表情”中，相当激动相当振奋相当自信的一种“表情”。
鲁迅的作家“表情”在那一种文化“表情”中是个性最为突出的。《狂人日记》振聋发聩；“彷徨”的精神苦闷跃然纸上；《阿Q正传》和《坟》，乃是长啸般的“呐喊”之后，冷眼所见的深刻……
“白话文”的主张，当然该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时代，我也会为“白话文”推波助澜的。但我不太会是特别激烈的一分子，因为我也那么欣赏文言文的魅力。
“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之争论，无疑是近代文学史上没有结论的话题。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该支持鲁迅，还是该追随“四条汉子”。
这大约是近代文学史上最没什么必要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争论吧？
“内耗”每每也发生在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之间。
但是于革命的文学、救国的文学、大众的文学而外，竟也确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于另一种文学，对大文化进行着另一种软性的影响——比如林语堂（他是我近年来开始喜欢的）、徐志摩、周作人、张爱玲……
他们的文学，仿佛中国现代文学“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种“表情”。
甚至，还可以算上朱自清。
从前我这一代人，具体说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们的文学。怎么在国家糟到那种地步的情况之下，还会有心情写他们那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
现在我终于有些明白——文学和文化，乃是有它们自己的“性情”的，当然也就会有它们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来，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学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实，规律的真相也许恰恰相反。也许——作家们和文化人们，只不过是文学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过有的是“临时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终生聘用”者。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悦人心，仅供赏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别“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里施展。
这么一想，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在他们处的那个时代与鲁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会非得将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诗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对立起来看而对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闻一多之间确定哪一个更有资格入史了。当然，闻一多和他的《红烛》更令我感动，更令我肃然。
历史消弭着时代烟霭，剩下的仅是能够剩下的小说、诗、散文、随笔——都将聚拢在文学和文化的总“表情”中……
繁荣在延安的文学和文化，是中国自有史以来，气息最特别的文学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纯真烂漫的“表情”——因为它当时和一个最新最新的大理想连在一起。它的天真烂漫是百年内前所未有的。说它天真，是由于它目的单一；说它烂漫，是由于它充满乐观……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调皮相”，但一遭眼色，顿时中规中矩。
“文革”中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无真诚可言的最讨厌的一种“表情”。
“新时期文学”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种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国家，还没开始自觉地思考关于自己的种种问题……
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躁动的，因为中国处在躁动的阶段……
九十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问题少年”式的。它的“表情”意味着——“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九十年代后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种“自我放纵”乐在其中的“表情”。“问题少年”已成独立性很强的“青年”。它不再信崇什么。它越来越不甘再被拘束，它渴望在“自我放纵”中走自己的路。这一种“自我放纵”有急功近利的“表情”特点，也每有急亦白脸的“表情”特点，还似乎越来越玩世不恭……
据我想来，在以后的三五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将会在“自我放纵”的过程中渐渐“性情”稳定。归根结底，当代人不愿长期地接受喧嚣浮躁的文学和文化局面。
归根结底，文学和文化的主流品质，要由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创作来默默支撑，而非靠一阵阵的热闹及其他……
情形好比是这样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礼花”，它由于受潮气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喷，射出满天灿烂，花团似锦；但其断断续续喷出的光彩，毕竟辉辉烁烁照亮过历史，炫耀过我们今人的眼目。而我们今人是这“礼花”的最后的“内容”……
我们的努力喷射恰处人类的千年之交。
当文学和文化已经接近着自由的境况，相对自由了的文学和文化还会奉献什么？又该是怎样的一种“表情”？什么是我们自己该对自己要求的质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着回答……

传统文化之断想
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一说，似乎方兴未艾。
窃以为，“传统”一词，未尝不也是时间的概念——意指“从前的”。而“从前的”，自然在“过去”里。“过去”并没过去，仍多少地影响着现在，是谓“传统”。又依我想来，“传统文化”无非就是从前的文化。从前的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者，自然是指从前的文化中的精华，这是不消说的。然而“文化”是多么广大的概念呀，几乎包罗万象。故不同的两个人甚或几个人都在谈论着文化，却可能是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我自然是拥护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的。但我同时觉得，对于外国的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拿来主义”依然值得奉行，我这里指的当然是他们的优良的文化。我不赞成以“传统文化”为盾，抵挡别国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一种“守势”的文化心理，也许恰恰是文化自卑感的一种反映。
“弘扬传统文化”也罢，“拿来主义”也罢，还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当下品质不甚满意吗？弘扬传统文化，能否有利于提升我们自己文化的当下品质呢？答案是肯定的——能。能否解决我们自己文化的当下一切品质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不能。我们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乎包罗万象；但也就是几乎而已，并不真的包罗万象。
以电影为例，这是传统文化中没涉及的。以励志电影为例，这是我们当下国产电影中极少有的品种，有也不佳。但励志，对于当下之中国，肯定是需要着力弘扬的一种精神。
一方面，我们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产生的极少，偶见水平也并不高——那么，除了“拿来”，还有另外的什么法子呢？“拿来”并不等于干脆放弃了自己产生的能动性。“拿来”的多了，对自己产生的能动性是一种刺激。而这一种刺激，对我国“励志电影”的水平是很有益的促进。
《幸福来临之际》——这是一部美国励志电影，由黑人明星所演。片中没有美女，没有性，没有爱情，没有血腥、没有暴力和大场面等商业片一向的元素。它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一位黑人父亲带着他的学龄前儿子，终日为最低的生存保障四处奔波，每每走投无路的困境以及他对人生转机所持的不泯的百折不挠的进取信念罢了。然而它在全美去年的票房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使某些商业大片对它的票房竞争力不敢小觑。
然而我们的官方电影机构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引进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我们引进的眼似乎一向是瞄着外国尤其美国的商业大片的，并且那引进的刺激作用，或曰结果，国人都是看到了的。人家明明不仅只有商业大片，还有别种电影，我们视而不见似的，还“惊呼”美国商业大片几乎占领了中国电影院线，这是不是有点儿强词夺理呢？
我想，怎么分析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才对，是犯不着非从古代思想家那儿去找答案的，更犯不着非回过头去找什么药方。非那么去找也是瞎忙活儿。问题出在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头脑里。我们当代中国人患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病，还是要由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来诊断，自己来开药方的好。
话又说回来，引进了《幸福来临之际》又如何？在美国票房排行名列前茅，在中国就必然也名列前茅吗？恐怕未必。
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了——我们中国人看电影的心理怎么了？是由于我们普遍的中国人看电影的眼怎么了，我们的引进电影的眼才怎么了吗？或者恰恰反过来，是由于我们引进电影的眼怎么了，我们普遍的中国人看电影的眼才怎么了吗？
我想，只归咎于两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是偏激的，有失公正的。于是我想到了我们古代的思想名著《中庸》。我将《中庸》又翻了一遍，却没能寻找到能令我满意的答案。这使我更加确信，“包罗万象”只不过是形容之词。
面对当下，传统是很局限的。孔孟之道真的不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哪怕仅仅是文化问题的万应灵丹。
顺便又从《论语》中找，仍未找到，却发现了一段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礼，我亦爱也。似乎，国人皆爱。但是如果今天有许多人以爱礼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重兴祭庙古风，而且每祭必须宰杀活禽活畜，则我肯定是坚决反对的。我倒宁肯学子贡，“告朔之饩羊。”吾国人口也众，平常变着法儿吃它们已吃得够多了，大可不必再为爱的什么“礼”，而又加刃于禽畜。论及礼，尤其是现代的礼，我以为还是以不杀生不见血的仪式为能接受。
我啰唆以上的一些话，绝不意味着我对传统文化有什么排斥，更不意味着我对古代思想家们心怀不敬。
我认为，如果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理应采取亲和的态度，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从最普通的也最寻常的角度去接近之，理解之。如果我们觉得对于古代思想家们应满怀敬意，那么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以思想着为快乐的人生观。而不可太过懒惰，将“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变成了“你（替我）思故我在”。
过几天便是“父亲节”了，有媒体采访我，非要我谈谈对于“父爱”的体会。我拗不过，最后只得坦率讲出我的看法，那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传媒近年来关于“父爱”“母爱”的讨论，一向是有显然误区的。仿佛在我们中国人这儿，父爱仅仅是指父亲对儿女的爱，母爱当然也仅仅是母亲对儿女的爱，不能说不对。但是太不全面，不完满，不是父爱和母爱的全部内涵。一味地如此这般讨论下去，结果每每无形中导致儿女辈习惯于仅仅以审视的眼光来看父母。以父比父，以母比母，越比似乎越觉得父爱和母爱在自己这儿委实的“多乎哉，不多也”。
而我们的古人在诠释父爱和母爱方面，却比我们当代人要“人文”得多。父亲、母亲、亲人的这一个“亲”字，在古代是写作“親”的，加了一个“见”字，意味深长。“见”在古文中，与“视”是有区别的。在古文中，“视”乃动词，指“看”。“见”是指看的结果。“亲”字加上一个“见”字，是要通过文字提醒人们——父亲对你的爱，母亲对你的爱，你要看在眼里。视而不见，心灵里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应。心灵里没有反应，父之亲也罢，母之亲也罢，亲人之亲也罢，也就全都等于虚无。虚无了，父爱也罢，母爱也罢，爱之再深再切，最终岂不还是应了那么一句话——“你爱我，与我何干？”
记者听得云里雾里，不甚了了。
我就只得又举了一个事例——上一学期，我对我所教的大三学子们进行期末考试，出了几道当堂写作题，其中一题是《雨》，允许写景，也可以叙事。写景者多，叙事者少。而一位来自农村的女生的写作，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她的父亲是菜农。天大旱，菜地急需浇灌。父亲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花了一百元雇人用抽水机抽水。钱也付了，地也浇了，老天爷却骤降大雨。钱是白花了，力气是白费了。女儿隔窗望着瓢泼大雨中身材瘦小的父亲拉着铁锨，仰面朝天一动不动的样子，知道父亲心疼的不是力气，而是那转眼间白花了的一百元钱。一百元钱等于父亲要摘下满满一手推车豆角，而且要推到二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去，而且要全部卖掉。
女儿顿时联想到了父亲曾对她说过的一番话：“女儿，你千万不要为上大学的学费犯愁。你就全心全意地为高考努力吧。钱不是问题，有爸爸呢！”
于是女儿冲出家门，跑到父亲那儿，拉着父亲的一只手，拽着父亲跑回了家里，接着用干毛巾给父亲擦头发，擦雨泪混流的脸；再接着，赶紧替父亲找出一身干衣服……
女儿偎在父亲怀里低声说：“爸，我是那么爱你……”
而那一位父亲，终于笑了。在我看来，这才是完满的父爱。
对于那一个女儿，此时此刻的父亲，实在是更值得写成“父亲”的。而对于那一位父亲，父爱不仅是付出，同时也是获得。
我当然并不是想要鼓吹繁体字。我只不过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弘扬传统文化，其实很多时候不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我思，故传统在。”难以从传统里激活古为今用的，并且确实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文化，我还是坚持那样的观点——“拿来主义”依然可行。
我在班上读了那名女生的作文，全班听得很肃静。我从那一种肃静中感觉到，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共鸣。于是我更加明白——文化之对于人心的影响，首先是好坏之分。过分强调“我们的”“他们的”，是当质疑的文化思想。好比我教的那名女生，倘是外国留学生，我也要给她高分，也要在全班讲读……

指证中国文化之摇篮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样。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国的小城和古镇，那些千百年来在农村和大城市间星罗棋布的小城和古镇。
仅以现代史一页为例，我们所敬重的众多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国的小城和古镇留下过童年和少年时期成长的身影。小城和古镇，也都必然地以它们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濡染过他们。开一列脱口而出的名单，那也委实是气象大观。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废名、苏曼殊、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艾芜、张天翼、丁玲、萧红……
这还没有包括一向在大学执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闻一多们；而且，也没有将画家们、戏剧家们、早期电影先驱者们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文化学科的学者们加以点数……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镇，不单是他们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们后来的文化作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印得很深的。
小城和古镇，有德于他们，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国之近代的文化。
摇篮者，盖人之初的梦乡的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声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会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为，“厚德载物”四字，中国之许许多多的小城和古镇，那也是决然当之无愧的。它们曾“载”过的不单是物也，更有人也，或曰人物。在他们还没成人物的时候，给他们以可能成为人物的文化营养。
小城和古镇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极具风味的那一种，大抵加了各种的佐料腌制过的；比作点心，做法往往是丝毫也不马虎的，程序又往往讲究传统，如糕——很糯口的一种；比作酒，在北方，浓烈，“白干”是也，在南方，绵醇，自然是米酒了。
小城和古镇，于地理位置上，即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只需年景太平，当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乡两种文化的滋润了。大都市何以言为大都市，乃因它们与农村文化的脐带终于断了。不断，便大不起来。既已大，便渐生出它自己必备的文化了。一旦必备了，则往往对农村文化侧目而视了。就算也还容纳些个，文化姿态上，难免地已优越着了。而农村文化，于是产生自知之前，敬而远之。小城和古镇却不同，它们与农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一般远不到哪儿去。它们与农村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它们并不想剪断和农村文化之间的脐带，也不以为鄙薄农村文化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们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千百年来，早已与农村文化胶着在一起，撕扯不开了。正所谓藕断丝连，用北方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镇，是大都市商业的脚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为这比伸入到国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业的脚爪，不太有可能越过阻隔在它和农村之间的小城和古镇，直接伸向农村并达到获利之目的。它们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得不与小城和古镇发生较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不得不对后者表现青睐。于是，它们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带给小城和古镇了。起初是物质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镇起先也出现留声机的买卖了，随之便会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镇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们，他们对于大都市里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质的，更向往文化的。他们对于大都市里的文明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而只有对事物有敏感反应的人，其头脑里才会有敏感的思想可言。故一个小城和古镇中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他在还没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经是相当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知识起来了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小城和古镇的文化立场；进言之，乃是一种较传统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大都市文明的。那可能保守，可能偏狭，可能极端，然而，对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场和观点的自我矫正，只不过是早晚之事。他们有自我矫正的本能和能力。他们一旦成为大都市中人，再反观来自的小城和古镇，往往又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发酵，化合，或扬或弃，或守或拒，反映到他们的文化作为方面，便极具个性，便凸显特征，于是使中国的现代现象由而景观纷呈。何况，他们的文化方面的启蒙者，亦即那些小城里的学堂教师和古镇里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里谋求过人生的人，载誉还乡也罢，失意归里也罢，总之是领略过大都市的文化的。他们对大都市文化那一种经过反刍了的体会，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哺予他们所教的学生们。
谈论到他们，于是才谈论到我这一篇短文的自以为的要点，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之文化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原本有一条自然而然形成的链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归去来兮往复不已的身影，作为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学识治国平天下的，说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当不成官，他还有一条退路，即教书育人。在还有这一条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门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中之大多数，后来也都成了“坐学馆”的人或乡间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学馆，又往往开设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镇。小城和古镇，由而代代的才人辈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输送往大都市；大都市里的文化舞台，才从不至于冷清。又，古代的中国，一名文化了的人士，一辈子为官的情况是不多的。脱下官袍乃是经常的事。即使买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银子，通常也只能买到一届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却官职，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举家还乡。若他们文化人的本性并没有因做官而彻底改变，仍愿老有所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义的事，那便是兴教办学。而对仕途丧失志向的人，则更甘于一辈子“坐馆”，或办私塾。所谓中国文化人士传统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迷恋，而是在离农村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还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生，即授业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每朝每代，对中国文化人的这一退路，还是明白应该给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国时乖运戾，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强寇逞凶，疆土沦丧——纵然在时局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中国之文化人士，稍得机遇，那也还是要力争在最后的一条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或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所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条由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自然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便如此这般地被钳断了，受到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镇。从前给它们带来文化荣耀感的成因，一经彻底破坏，在人心里似乎就全没了意义和价值……
碎玉虽难复原，断链却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气息著称的小城和古镇，正在努力做着织结文化经纬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些当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厌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许还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退居故里。并且，在故里，尽力以他们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风景。
是啊，那时，中国的一些小城和古镇，大概又会成为中国之文化的摇篮吧？

文化的反省
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羡慕嫉妒恨，往往从电视中也能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
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不吉祥，不和谐。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缩水”，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着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
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
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
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
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
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
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文化之风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儿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而那位宫廷乐师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他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一堆积雨云。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领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他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并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还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了。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但毕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
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反感其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
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滋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
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之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便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复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积雨云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
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
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尔尔。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之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了提供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开始这样自欺地进行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向愤懑。
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在社会上空形成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
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
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不过时间长短罢了。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陷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地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是以忧虑。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文化在政治之上，原本是无须论的。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
文化在政治之上，匪今斯今，亘古如兹。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切关于政治的思想。没有进步的文化，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的政治。
政治是文化这棵树上的果子。
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那么这样的社会无疑会是良好的社会；文化学者将这样的社会定义为“良知社会”。如果反过来，政治意识形态无限膨胀，企图占领和统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处空间，而文化被逼退到了边缘，那么这种社会自然叫“政治社会”。
文化的社会是自然的。政治的社会是不自然的。文化倘若被变成由政治所长期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悲哀的文化不能提升民族精神和灵魂，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当然，这里所言之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
文化有其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
其本能性即满足人们娱乐快感的属性。谢天谢地，这一种属性，我们的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地蔚然成风，发扬光大。但文化的本能性，只不过是文化的原始属性，是原始人都喜闻乐见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商业性即逐利性，或曰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诸位都已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大多数，或者无价值观可言，或者其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价值观便大成问题。
文化的自觉性，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地梳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
自觉的文化，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而不是明智地，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的文化。
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文化。
但是诸位，是不是太少太少太少了呢？
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么一种几乎没有自觉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
仅仅抱怨文化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便用烟头烫它们的话，几次之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了。并且，会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烟灰缸规则。
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这么一种不良的规则所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目的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又怎么能够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呢？
内战首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
中国历史上那一场国共内战，双方都牺牲了许许多多杰出儿女，代价是几千万农民的儿子的生命；这是需要后人反思的。可是，在今天，还要一点儿反思都没有的，津津乐道地看双方的狡诈谍战，并以为是“红色”的，这是多么的令人喟叹啊！一想到那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前后，于是不由人不思考——难怪中国军队当年每每败得那么惨。中国人看这类东西而开心，是总体变傻了的证明。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有一种印象是——主张和为贵的只不过是中国的古人。中国的当下文化中仍充满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内容，似乎中国人不窝里斗就不是中国人了。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还有一种印象是——中国“不差钱”，仿佛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山西煤老板了。
许多原因给他们那种印象。
文化原因是原因之一。
这么一种文化，怎么与世界接轨？怎么向世界展现魅力和亲和力？
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
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某一国家的文化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某一国家的政治。
我们不应该让那种包袱一代一代地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如果爱护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应使他们明白——禁锢手段是消极的文化理念。
在漫长的六十余年中，文化与政治的真正关系一直没处理好；政治一直被理所当然地供奉于文化之上，文化一直只不过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更有时仅仅被当成足可为政治“服务”一下的工具。并且，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化知识分子自己，也早已渐渐习惯了“文化在政治之下”的文化观。
“文化”概念，从来大也。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为文明，亦可理解为文化。文化的终极概念，其实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实便是文化。
统治当然也是政治。
但再高级的统治，本质上也还是初级的或曰低级的政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之所以会背上历史的包袱，乃因它在初级的或曰低级的国家形态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结果国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了进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封建统治是不配被言作政治的，高级的也不配。
从统治到政治，是一个经文化所化的过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时的暴烈的社会现象。说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响下的行动。革命理论是特殊而极端的文化。
统治一向只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面。
政治也分好坏的。好的政治并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够与好的文化相结合，变自身为文化了的政治。
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觉并善于将人类之好的文化主张落实为社会原则的一种政治。故这一种政治的宗旨，是不需要靠一大套一大套的所谓理论来诠释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显出仍极复杂的现状，盖因这些人与那些人，这些民族与那些民族，这些国家与那些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些问题上，文化化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化整个世界自然力不从心，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不过是空谈，而唯有政治才是实际的。因为一个事实乃是，化利益之争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类的古代就指出过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违背那一方向的。或虽然也做出遵循的样子，但实际上却以利益集团之利益为最重要，不愿真的使社会朝那一方向进步。这种时候，政治对文化采取的往往是“叶公好龙”的态度，它会使文化尽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娱乐化，却想方设法对文化之思想力实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这分明是不可持续之事。因为丧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种自觉性，那就是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的层面存在……
古人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苏轼由是进一步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还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耳。”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欧阳修说：“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杜甫说：“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三国志·魏书》有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以上皆“政”“治”语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只剩下了权谋和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而从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内容，它还是那么丰富，那么足以使人类温暖，那么源远流长。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终照耀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时丰富了文化思想。
在从前，在中国，在许多政治人士那儿，许多事都被强调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图占领每一个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间包括脑空间。
政治一经泛化，必庸俗化。
庸俗化的政治无异于伪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应与人类具有的亲近关系遂被离间。而在这样的国里，是既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国民的。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曾对于被愚化的国民表达过悲愤的忧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切成果皆归功于四十年前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切教训也归咎于那思想解放的不能深入戛然而止。
一个事实越来越分明——四十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显然接近耗尽。并且某些在当时看来不无可取之处的思想，由于被奉成万应灵丹，现在却已结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

皇帝文化“化”了什么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二三年里，纵观全世界的文化现象，有一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地泛滥。将这一种特别地泛滥的文化现象摊放于全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中来看待，进而来思考，于是便有了异乎寻常的意味。其文化的品格性质，同时便不免地令人疑惑。
那就是——风起云涌般地发生在中国的皇帝文化。或曰皇权文化。这一种文化，既是关于古代历史事件的一种文化，又是关于古代政治权谋的一种文化；既是文艺的，又是娱乐的；既表现为庄重的，又表现为嬉闹的。从出版业，到影视业到广告业到报刊业，所有这一切类型的皇帝文化现象，形成芜杂而多产的“滚滚皇尘”。
众所周知，它首先是从台湾刮来的，来势类乎沙尘暴，代号《还珠格格》。
事实上，在《还珠格格》以前，大陆的皇帝影视剧已拍过几部，如《努尔哈赤》、如《唐明皇》、如《武则天》。严格地说，《努尔哈赤》是一部王者传，是准皇帝电视连续剧。在《还珠格格》之前，它们的收视率虽也曾创下很高的纪录，但并没有“拉动”起泛滥的文化现象，更没有形成泛滥的文化局面。
《还珠格格》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之后，文化局面不同了，几乎是一时间，皇帝影视泛滥了，泡沫般在中国的文化之鼎中沸腾。以至于有的时候，电视里七八个台同时滚动播出一部或交叉播出几部。长辫子短马褂的我们的形形色色身份的前人，似乎在与我们今人同度心照不宣的文化狂欢节。
于是，在电视剧中，皇帝们首先成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气宇轩昂，举止潇洒，风流倜傥而又知书达理。并且，与臣子们相比，简直更富有人情味，更善于理解人。一旦与百姓接触了一下，那一种皇帝对百姓的爱心，便油然地流露出来了。他们又是些多么饱学幽默之人啊！因为他们自幼由国师授教，早已是满腹经纶，整个儿被文化浸泡得透透的了啊！他们使我们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或许边看边想：唉，那些个皇帝都是些多么好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啊，尽管有时未免太过威严了点儿，但可别忘了人家是真龙天子是皇帝啊！若做了我的父兄，我将多么的幸福啊！若我们的少男少女们的父兄，又恰巧是下岗者失业者，则我们尤其不敢对我们的少男少女们看时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往细处寻思了！
于是，在电视剧中，皇帝们接着又成了这样一些人：他们雄才大略，他们坚定果敢，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治大国如烹小鲜。最主要的，原来他们是多么的为了国泰民安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原来国家有时被弄得糟透了，征战不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都是没法子的呀！不那样疆土能统一吗？不统一能有今天的偌大中国吗？做老百姓的，应该进一步明白这样一种历史常识啊——那就是，从前的皇帝，头脑里装着的，全是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啊！没有他们当初的英明，哪有中国老百姓今天的幸福啊！于是与自己从前的皇帝们，在今天达成了跨历史的理解。岂止是理解，简直恨不得唤他们的魂使他们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或自己们干脆想法子穿越时间隧道，去往他们的朝代，每日三敬三祝，做他们的忠顺子民。
于是，在电视剧中，历史成了这样的：中国的皇帝们倒是都堪称伟大的，起码接近着伟大。历史上记载的统治罪恶么，那大抵是奸臣们所为。皇帝们也有凡人的弱点啊，他们最大的弱点左不过是轻信了奸臣的谗言。
而这些皇帝们，尤其是被以正剧面目推出的皇帝们，又差不多都是按照一种接近着“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弄出来的。即——在矛盾斗争中，突出正面力量（以英明的皇帝为首的忠诚于他的政治力量）；在正面力量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皇帝们的忠臣良将是也；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皇帝本人的正面形象。他们或者也有些小小不然的缺点、过失，但他们最终的形象，必须是比较的高大的。
连雍正都几乎是这样的一位皇帝了，对别的皇帝们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而且，这些皇帝们的寿终正寝，又仿佛全都是心系百姓操心种种累死的。天下者，人民的天下。人民的天下，皇帝家承包了，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就差不打出一行字幕来——中国人呀，怀念自己的皇帝们吧！
仅仅怀念就够了么？
当然不够。
还要向历史学习。
皇帝们的周围，上演着一幕幕多么惊心动魄的权谋之争，展现了多少权术经验啊！简直丰富多彩，简直百科大全。君臣斗，臣臣斗，忠奸斗，奸奸互斗。即使皇帝与忠臣，忠臣与忠臣，也得尔虞我诈些个啊，人心隔肚皮啊！
中国的球迷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球迷，我以为是没什么两样子的。
但是中国某些男人们对于权谋和权术的兴趣，我以为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浓厚的一种兴趣表现。岂止是兴趣，简直还是本能。简直还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善于古为今用，善于推陈出新。且能用得很活，立竿见影，游刃有余。而这一切，往往体现在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却一无所长，除了在仕途这一条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一旦失意就似乎人生彻底毁败，因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身上。正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抽了疯似的向本国民众如此泛滥成灾地兜售封建政治权谋和封建官场权术，乐此不疲。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男人们，像太多的中国男人们似的，那么的被吸引，那么的津津乐道，那么的心领神会，那么的不反感不知餍足。
相对而言，我倒宁愿我们中国的男人，兴趣转向美国大片方面去，比如《侏罗纪公园》《异形》《蝙蝠侠》《星球大战》，甚至《吸血鬼僵尸》什么的。
那样一些美国大片最多也不过使我们在看时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
而封建权谋思想和封建官场权术，在令我们中国的男人们看了叹服的当儿，无疑污染着我们当代人的心智，使我们某些官场上的男人，变得越发的没了真话，真立场，真态度，进而连真观点也没了，变得特阴，或不阴不阳的。
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已变得这样了的男人，为数还少么？
十年“文革”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还不够参考不够学的么？
前延后续五十余年中几代人的林林总总的体会，还不够回味的吗？
当然，沙尘暴般造势而来的“滚滚皇尘”中，情形是很不一样的，一概而论则以偏概全。何况，皇帝文化或曰王朝文化，毕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中国，外国也曾多次将他们的这一种历史人物郑重其事地再现过。比如《彼得大帝》、比如《斯特凡大公》；比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但却绝对地没有在别国也形成过“滚滚皇尘”。他们的男人也绝对地没有过大开眼界津津乐道的异乎寻常的表现。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在中国正跃跃欲试准备与世界全面接轨的这一个非同一般的时代，中国文化中的“滚滚皇尘”之现象，很值得沉思。也许说明着这样一点——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子上，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浸泡，一再地容易生出一种很贱的芽。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极其自觉地一再地削除它，则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仍只配是皇权之当代阴影下的子民……
千万别让皇帝文化“化”掉了那一种自觉！

论文痞的起源
我最初见诸“文痞”一词在“四人帮”粉碎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及其爪牙的批判运动中。此后，曾有意识溯文学史而寻觅“文痞”一词的出处，未得其果。故，我一向以为，“文痞”一词，乃当代中国话语中的一个发明。我学识浅薄，孤陋闻寡，姑且仍这么以为，并愿求教于博学者。
“文痞”一词，可理解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杂种”非指物种学方面的后代，乃指文人与痞子二者人格特征的合成。凡“文痞”，身上既有投机文人的见风使舵，火中取栗，又有痞子那一种天生的刁滑性和无赖性。只不过其“痞”由“文”包装了，后天“合成”为一种邪劣的假正经而已。
考察中国正野文史及历史，文人中少有很痞的典型。文人的劣点林林总总，但大多数文人，拒绝痞气的沾染。痞主要的心理成分非仅仅是玩世不恭。因大部分玩世不恭者，不过将玩世做心理的盾，将不恭做写在盾上的图腾式宣言，借以自卫。但痞不是这样。痞主要的心理成分是自己层层捆扎的阴暗的恶毒。痞较普遍的心理私语是这样一句话——“统统×他妈的！”这是典型的痞看社会的心理，也是典型的文痞看文坛的心理。区别在于，痞并不需要借了文的包装掩盖此种心理，而文痞一定要最充分地利用文的包装。
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及其爪牙，获“文痞”丑名，乃因阴暗而恶毒的政治心理。“统统打倒”和“统统×他妈的”是同一种心理。但他们并不是用痞的技巧掩盖此种心理，而是靠政治的权术和专制。故我一向认为，他们非是典型的“文痞”，而是文人与反动政客交媾的“杂种”。他们的人格特征，是文人的劣点和反动政客的劣点的集大成。
据我看来，较典型的“文痞”的滋生，继“文革”之后，近年又有繁殖现象，呈现为一种纯粹的文人的劣点，和纯粹的痞子的劣点“交媾”后的“合成”。而且，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迅速地年轻化。这乃因，在国外，痞子不必假文人之名而活着，文人也不必非靠痞的技巧而存在。也许只有在中国，“文痞”才活得比文人和痞子两者都潇洒，都滋润，都如鱼得水。“文人相轻”之不争事实，使“文痞”们早已深知，无论自己怎么干，总可以获得一部分文人暗地里的喝彩和幸灾乐祸。大文化话语版块的疲软和寂寞，使“文痞”们早已明白，它是非常需要他们所提供的热闹的。文人们必将陷入的两难之境（倘认真对待，则他们以痞应付；倘哂笑置之，则他们的策划顺利实现，目的全面达到；倘与他们理论，则正中他们下怀，可借题营造更大的热闹，于热闹中进一步大大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名利双丰收），是文痞们预料之中的。故他们不但每每有恃无恐，而且每每非常得意。
文痞行径是文痞们假文学之名而公开手淫的现象，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文痞们也都是有点儿文学的细胞的，也都是懂点儿舞文弄墨的技法的，而且每喜欢刻意炫耀其技法的时髦。因为文学毕竟非是仅靠技法和赶时髦的事，所以被忽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他们的“文学性”善于迎合单纯的少女情怀之所好。她们一般热衷于什么格调，他们是很有研究的。在这方面他们是内行。他们的生活形态往往是颓废的，用种种人生新观念包装了的颓废。在某些不言而喻的娱乐场所，经常可见他们故作斯文的身影。如果哪些女孩子被他们口中的“文学性”话语所迷幻，不久就会被他们弄到某张床上去。对于中国的任何方面的话题他们都不感兴趣，谁要当着他们的面谈，他们会不拿好眼色瞪你。但你若对中国性“开放”的程度不满，那么你算是寻找到了最亲爱的同志了。这一点几乎一向是他们对中国现实所持的唯一的而且尖锐的批判。他们不厌其烦地通过他们那一种“文学性”打扮自己是中国当代最懂得温爱女性尤其是单纯少女的“罗伯特”。他们往往通过他们的“文学性”劝导少女们有机会千万别错过做一把“弗朗西斯卡”。你很难从他们的“文学性”中发现什么现实性，但性荷尔蒙过剩。他们很认识一些公的或私的经理、老板、富豪什么的，很善于从他们衣袋里“轧”出钱来。其实往往也没什么诀窍，只不过是往后者们的玩乐中加进点儿他们那一种“文学性”和“文学女性”罢了。这是我早已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此现象中，他们所充当的角色，每每类乎后者们和“文学女性”之间的“皮条客”，很丑陋。而某些“文学女性”们身在误区，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被利用，还以为受着文学与商企大亨们的双重宠爱呢。
钱一到手，领导们便对他们刮目相视，发现他们原来是能人。同事感激他们，因为他们为集体创了收。一旦有“承包”之机，他们首当其冲，大显身手。但仅有以上特征，断不可便视为文痞，也许只不过是某些“青春派”作家的“派”，也许还果然是不失可爱的“新生代”的能人。文痞毕竟是以文痞行径为前提的。前提摆在那儿了，反观其身，以上特征才成为一种参考。
文痞是文学和“市场经济”关系中的派生物。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时携手合作，各得其所；有时相鄙皆见，分道扬镳。这乃因为，文学毕竟是有个性的，而市场只有经济规律的共性。个性不被共性所左右，个性就要做出牺牲。
但文痞是没有个性的。
文痞存在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
这决定了文痞的行径都是一样的——如果市场需要它吹捧什么，它便不遗余力地吹捧；如果市场需要它贩卖和兜售什么，它便全心全意地服务——如果朋友的隐私投放到市场可获大把的钞票，文痞们是绝不会犹豫的。如果有人出价雇了文痞攻击谁，文痞们也是攻击没商量的。
在劳务过剩的今天，文痞是一种“劳务市场”。这个“市场”没有公开的竞争，但有背地里的自荐。
攻击不需要多么高的水平，所以文痞们的“专业能力”其实很差。花钱雇他们的人内心里是很轻蔑他们的，给他们钱像抛给野狗骨头，而且开价很低。一篇两三千字的攻击性的文章，据我所知，一般也就千八百元。
为了千八百元，怎么能干那种事？！——这是文人的观点。
平均每个字几角钱了！不就两小时内可以写完的文章么？干了！——这就是文痞的观点。
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出版以后，一个时期内，家中常被身份可疑的“记者”所滋扰。
一次，有医生在家中为我按摩，还有两位外地来客——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遭我拒绝之后，连我和医生和朋友之间的交谈，都要偷偷录音，行径几近于密探和特务。
但我还是出于主人的礼貌送他们出门——在楼梯上，他们的话从下方传来，令我听了暗暗庆幸：“唉，白来一次……”“我有什么办法？你没见我无论怎么用话激他，他就是一句可作把柄的言语都不说么？”听听——不是被别人用钱雇了，会怀此鬼胎？我的朋友提醒我：“你别什么人都往家门里让啊！”我说：“那叫我怎么办呢？我也不习惯站在自家门里和人说话啊！”
又有一天，医生又在家为我按摩，家中仍有客人，电话响了：“喂，是梁晓声么？”我说：“是。”“真是？”我说：“真是，这是我家电话。”“我们想请您写一篇文章，不太长，刊物已经联系妥了，素材也是现成的，真人真事儿。当然，不要写成报告文学，写成像小说非小说的那一种……”女郎娇滴滴的话语很急促。我打断她问：“你们是谁们？”“我们是一家公司……”“文化公司？”“不是……我替我们老板联系你。你先说你干不干吧？我们老板肯出高价……”“干什么？”“直说吧，我们老板只不过为出口恶气。放心，绝不至于让你惹上什么官司的。一万。一万元怎么样，或者你出个价？”我说：“小姐，滚你妈的蛋！也滚你们老板他妈的蛋！”无绳电话，医生在按摩，客人坐得离我那么近，女郎的声音那么尖——我听到的，医生和客人都听到了。我因居然有这种电话打到家里而无地自容。我们可对它们的存在说些什么好呢？

论“苦行文化”之流弊
理念好比粘在树叶上的蝶的蛹——要么生出美丽，要么变出毛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报刊上繁衍着一种荒唐又荒谬的文化意识，我把它叫做“苦行文化”的意识。
其特征是——宣扬文化人及一切文艺家人生苦难的价值，并装出很虔诚很动情的样子，推行对那一种苦难的崇拜与顶礼。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曹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红楼梦》，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有些人可不是这么看问题。他们似乎认为——贫病交加和冻高粱米饭团构成的人生，肯定与世界名著之间有着某种意义重大的、必然的联系。似乎，非此等人生，便断难有经典之作……
仿佛，曹雪芹的命，既祭了文学，那苦难就不但不必同情，简直还神圣得很了。
对于梵高，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还有八大山人……
还有瞎子阿炳……
还有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命运悲惨凄苦的文化人和文艺家……
仿佛，中国文化和文艺的遗憾，甚至唯一的遗憾仅仅在于——中国再也不产生以自己的命祭文化和艺术，并且虽苦难犹觉荣幸之至犹觉神圣之至的人物了！
这真是一种冷酷得近乎可怕的理念，也无疑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意识。好比这样的情形——风雪之日一名工匠缩在别人的洞里一边咳血一边创作，足旁行乞的破碗且是空的，而他们看见了却眉飞色舞地赞曰：“好动人哟！好伟大哟！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这么产生的！”要是有谁生了恻隐之心欲开门纳之，暖以衣袍，待以茶饭，我想象，他们可能还会赶紧地大加阻止，斥曰：“嘟！这是干什么？尔等打算破坏真艺术的产生么？！”
如果谁周围有这样的人士，那么请观察他们吧！于是将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言论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是根本相反的——他们不但绝不肯为了什么文化和文艺去蹈任何的小苦难，而且，连一丁点儿小委屈小丧失都是不肯承受的。
但他们却总是企图不遗余力地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文化理念的纯洁和至高无上。证明的方式几乎永远是礼赞别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通过这一种礼赞，宣言了他们自己正实践着的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境界。而我们当然已经看透，这是他们赖以存在，并且力争存在得很滋润很优越的招数。我想，文化人和艺术家自身命运的苦难，与成就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艺术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是直接的，但并非逻辑上必然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文章憎命达”。当然这话也未必始于鲁迅之口，而是引用了前人的话。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生来有福过着王公般的生活，那么创作的冲动和刻苦，就将被富贵的日子溶解了。例外是有的，但是大抵如此。
鲁迅先生在一篇小品文中也传达过这样的观点——倘人生过于不济，天才便会被苦难毁灭。不要说什么大苦大难了，就是要写好一篇短文，一般人毕竟尚需一两小时的安静。倘谁一边在写着，一边耳闻床上的孩子饥啼，老婆一边不停地让他抬脚，并一棵接一棵往他的写字桌下码白菜，那么他的短文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纳粹集中营里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文学和艺术，尽管那苦难是登峰造极的。记录只能是后来的事。“文革”十年，中国之文学和艺术几乎一片空白，不是由于当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幸福得不愿创作了，而是恰恰相反。
这么一想，真是心疼曹雪芹，心痛梵高，心痛八大山人和瞎子阿炳们啊……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倘有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救济基金会存在着的话，那多好啊！
还有伟大的贝多芬，我们人类真是对不起这位千古不朽的大师啊！他晚年的命运竟那么的凄惨，我们今人在富丽堂皇的场所无偿地演奏大师的乐章，无偿地将他的命运搬上银幕，无偿地将他的乐章制成音带和音碟，并且大赚其钱时，如果我们居然还连他的苦难也一并欣赏，我们当代人多么的不是玩意儿呢？！
“苦行文化”的意识，是企图将文化和艺术用某种崇敬意识加以异化的意识。而这其实是比文化和艺术的商业化更有害的意识。
因为，后者只不过使文化和艺术泡沫化。成堆成堆的泡沫热热闹闹地涌现又破灭之后，总会多少留下些“实在之物”；而前者，却企图规定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并且误导世人，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比他们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经典更美！起码，同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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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这样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我这么认为……

一位法官的自白
一
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三年前退休了的法官；一位文学爱好者。80年代写诗；90年代写散文；2000年后开始写小说；出过几部作品集，多为自费。
在他的散文年代，我收到了他的一部分打印稿，二十余篇。他在附信中强调他是一位省会城市法官；强调写作是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强调寄给我的稿件是他即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的一部分——希望我能为之作序。
他的希望是以请求的文字表达的。
那年的我就已为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写过不少序了。十之八九的他们是业余作者，却还没有法官请我写过序——至今他仍是唯一请我写序的法官。
法官而爱好文学写作，我认为我太有义务予以鼓励了。而且认为，爱好文学写作，有助于法官更人性化地依法判案，从而成为好法官。我的想法其实毫无根据，但当年的我确乎就是天真地那么想的。
一位法官笔下能写些什么内容什么风格的散文呢？
我怀着挺大的好奇心认真地读了他的每一篇散文。那些散文写到了亲情、友情、乡情；没有一篇涉及爱情，连别人的爱情也未涉及，亦有数篇是写景的，咏物的，唯美而不染人间烟火。总之，那些散文像许多业余作者的散文一样，篇篇皆是写一己情愫或情绪、情调的——大学里喜欢写散文的女学子，十之八九便是那么一种写法。
然而他的文笔不错。字里行间流淌的自我感动，分明是真情呈现。从他的散文中我拼出了他当年的人生图形——小我两岁，农家子弟，恢复高考的次年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毕业后法院招书记员，于是穿上了法院制服，三年后成为了法官。当年中国缺法官，学中文的大学生成为法官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虔诚地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写了序……
在他的小说年代，我又收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稿，请我再次作序。那也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次他的请求，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请求了。
他的小说中有爱情了，而且写得颇大胆。当然，一看就是完全虚构的。也有各种欲望强烈的形形色色的他者了，但没有是法官的人物。
我也为他的小说集作了序。
这一次他在附信中留下了他家的电话。
我困惑地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笔下从没写到是法官的人物们的喜怒哀乐呢？散文属非虚构类文体，他不愿写不便写，我理解。但小说是虚构类，是创作。他有生活，他熟悉是法官的人们，如果能写好一个是法官的人物多好啊？中国的小说作品中，特缺乏法官人物。
他在电话中说：“不好写，太不好写了！万一同事们对号入座怎么办呢？万一领导问罪下来怎么办呢？我不能因为爱好写作就以小失大，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啊！……”
听了他的话，换位思考，我也理解了。
他家的电话是自动存号码的，于是他有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后连续三四年，每逢春节，他都往我家打电话拜年。之后，他的姓名在我头脑中渐无记忆了。
不久前的一日，我忽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人已在北京了，极想见我，语调很是亲近。
我试探地问：“你还在原单位工作吗？……”
他说：“我已经从法院退休了，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返聘去了，不必接案子。毕竟是老法官了呀，类似顾问的角色……”
我这才想起他是谁。
那几日北京雾霾严重。我说天气这么恶劣，你对北京又不熟，别折腾自己了吧。
他说他是来北京看病的，见我是他长久的心愿。
我问什么病？
他说是胰腺癌。
我说那你更不要来了呀，你的心愿我心领了。
他坚持想要见我一面。说北京有朋友，会开车送他。说特意给我带了一点儿地方特产，不送给我，不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才好……
我被感动了。
这是没法不被感动的。
二
像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他的脸很消瘦。头发刚染过不久，黑得失真。他在我家的木椅上坐得笔直，我想那是职业生涯养成的习惯。我自认为阅人无数，他使我觉得是一个坦诚和实在的人——他指着两个礼品盒说：“过期十几天了。是让儿子买的，估计买的时候没仔细看。那我也得拎来，没有物证，心意无凭呀。还是朋友发现的，吃的东西最要讲认真二字，变质了就扔哈，反正一盒才百八十元。”
他说自己一向身体蛮好的，是到了律师事务所之后，在一次答谢体检中才查出癌症的。
我问什么是答谢体检。
他说在一桩医患纠纷的官司中，他们律师事务所为医院打赢了官司，院长一高兴，就批示为他们全所律师在本医院进行了一次相当全面的免费体检。
“你看，事情竟成了这样！所里待我不薄，每月一万元给我开着，我还兼着一家私企的法律顾问，我在我们那儿是令人羡慕的。现在，我幸福指数很高的晚年发生了恶性突变……”
他的苦笑令我心生怜悯。
为了避免和他谈他的病，我转移话题，问他当年是一名中文学子，而且当年中文学子毕业后找工作挺容易，为什么会应聘去法院当书记员。
他说当年谈好的，最长三年后就会转为法官。当然，转前要进修。
我张张嘴，将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
他问：“你想问我后不后悔是吧？”
我点头。
他说：“从没后悔过。如果我当年去到了什么出版社、杂志社，那现在才会后悔莫及。”
我说：“的确，现在出版社、杂志社的日子都不好过，你当年很有远见。”
他说：“倒也不是有远见，是与当年许多中文学子们的想法不同。我是农家子弟，我们农村人，最不待见搞文的了。省里的这个工作组那个工作组下到农村去考察，调研，也有主管文化和新闻出版的干部带队的时候，那下边的接待可就随便多了。但如果工作组里有公检法的人，还不必是带队的，接待可就大不一样了，哪一级也不敢怠慢。只那一身制服，先就使人敬畏三分。没敬也必有畏，第一次回农村探家，全村人一听说我在法院工作了，没有不夸我出息了的。我成为法官以后，虽然只不过是区法院的法官，再探家可就很有点儿衣锦还乡的意味了，村里的镇里的干部，主动来认识我。调到中级法院后，当法官的时间长了，有点儿老资格了，人脉广了，每次探家，县里的干部也得拿我当成人物，有的还派司机将车开到我家门口供我调遣呢！自从我成了法官，我家在当地就没再受过一次窝囊气。就拿拆迁这件事来说吧，开发商亲自登我家门，嘱咐说你家可千万别跟着闹。你家一跟着闹，事情就复杂了。只要你家人不卷进去闹，一切单说，好说，肯定亏待不了你家的。我弟要在县城里摆个固定菜摊，我在省城几通电话打到县里，事情就搞定了。即使我退休以后，不论在省城还是在家乡，初次见面的人一听我说是从法院退休的，差不多都立刻来一句‘以后请多关照’。当然，我接触的人民多官少。是官的，也是些小官。‘法官’二字在民间太有含金量了。退休的老法官，含金量仍在。你可能不太了解，‘公检法’三字，是指三方面机构，但在法制常识蒙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公检法’就是一家人。许多农村人根本不明白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却往往有这么一种错误理解——法官等于是穿法官服的公安人员似的，只要法院通知抓谁，那公安局是肯定照办的。我成了法官，我的小家，我农村的大家庭，都受益多多。我怎么会后悔呢？我一生最庆幸的就是这件事了！”
我说：“只要法院通知抓谁，放谁，公安局肯定照办，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他说：“连你都是这么想的，证明中国人太缺乏司法常识了。法院的案件分民事与刑事两大类嘛。涉及刑事犯罪，法院与公安部门是相互沟通、配合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谁听谁的关系。有时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书通过检察院送到法院，要求判刑或重判，法院看后认为证据不足，是可以驳回的嘛。有时法院审过一桩案子，要求公安配合抓人，如果公安方面认为性质还不够是刑事的而仍是民事的，那也可以说明公安方面的看法嘛。这些关系太专业了，因人因事而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可不在你家里给你上普法课，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我以请求的口吻说：“我能和一位退休的老法官面对面请教些问题的机会太少了，这是第一次。你来都来了，就满足我的愿望，给我补补课吧。”
他笑了。不再是苦笑。笑得蛮灿烂。那灿烂的笑出现在他消瘦的脸上，像黑白电影闪回了几秒钟的彩色片断。
我问他当的是民庭法官还是刑庭法官？
他说基本当的是民庭法官。有一个时期转到了刑庭，才一年多就强烈要求回到民庭了。
我问为什么。
他矜持地笑，不想回答的样子。
我说：“这也不是不便回答的问题呀。”
他说：“还真挺不便回答的。不过呢，我都这样了，跟你实话实说也无妨。当民庭法官，好处多一些，收了关照钱，犯错误的几率也小。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刑庭法官就不同了，每有公安与检察院两方面介入，法官想起到关照作用是很难的。非要关照的话，一旦东窗事发，那可就是大错误了。所以刑庭法官要比民庭法官谨慎得多。”
“民庭都是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案子，审了一辈子就不烦？”
“怎么不烦啊！有时候太烦了！但即使是民事纠纷，闹到了法庭上，就谁都想把官司打赢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也有谁先举起巴掌的责任区分吧？各打五十大板只不过是种说法，打你四十五，打他五十五，意味着你赢了。心理上的赢也是赢啊。就算他占的理事实上多几分，但判决书的用词只要稍微往有利于你那边关照一下，他多占的那几分理就似有似无了。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官司，给法官塞钱的其实不多。他们在法律上争的往往是一口气。身为法官，关照哪一方点儿，也无非就是人情关照。比如本来你该道歉的事，我判个双方互相道歉，你心里最清楚那就是在面子上关照你了。哪怕你是卖鱼卖肉的，过后不送几条鱼几斤肉给我，那你太不懂事了吧？人情关照起码能获得感激。别人对法官的感激之心，某些时候对法官也是有用的啊。但如果一般老百姓和官员的老板的名人的三亲六戚，或者直接和他们本人打起官司，那么是官员的是老板的是名人的，如果想要获得法官的关照，暗地里必得意思意思吧？大点儿的官儿不太会直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的经常是他们的三亲六戚。他们也不太会塞钱给法官，那双方都会不好意思。但他们如果托人捎话甚至亲自给法官打电话，面子总是要给的呀。给了大点儿的官儿面子，对方欠了你人情，那人情是有含金量的吧？如果是老板或老板们的三亲六戚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不出点儿血的话，法官又干吗非予以关照呢？法官对惹上了官司的老板们，一般是外冷内热的。如果是名人，尤其文艺界名人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那几乎是每一位法官都乐于审的。那对于我们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事其实也不多，但主审法官确实会有快感。这时名人就要加倍小心了，如果给法官的印象不好，即使有理，往往也会被法官审得很屈辱。所以名人为了那点儿面子，往往也会托人过话‘人情后补’。即使有这四个字在先，法官肯不肯关照，那也两说。确实有那类法官，会给官员面子，也愿意给有钱人面子，就是偏不给名人面子，还要通过名人官司自己也出名。名人惹上了官司碰上了那样的法官，那就只能怨自己倒霉了。”
“可是，法官关照一方，官司的另一方不服呢？”
“那就看法官水平了呀。比如吧，张三李四是邻居，张三一向总欺负李四，哪天把李四惹火了，发狠打伤了张三，张三成了原告，还托了关系，表达了物质性的‘意思’。这种情况下，收了好处的法官往往会这么判，当庭告知李四，我现在审的就是你打了张三。你打了没有呢？确实打了。打人犯法，我要依法判你伤害罪。至于张三一向欺负你，那是另案。另案等你把张三告上法庭再说吧。法官将一桩案子分成两部分来判，是种智慧，并不犯错，而且判起来还简单顺利。如果李四也‘意思’到了，那么法官会暗中关照李四，你可以反诉。如果李四既没有‘意思’到，又缺乏法律常识，那么法官都不提醒你有反诉的权利。当然，这都是从前的内幕，现在有了律师这一行，以上做法基本行不通了。你别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想说我们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种现象是吧？这确实是难以否认的现象，但也确实主要是从前的现象。现在，特别是在大城市，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一方面是由于判案透明度加强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律师这一行太发达了，把从前我们法官的油水截流了。但是中国的法律留给法官的判决空间至今还是蛮大的，死缓和死刑这是多大的差别？十年刑期和五六年刑期差别也不小啊！海里的章鱼有种本事，也可以说太能耐了！十七八公斤的章鱼，那多大个呀，但是它能从直径一寸多点儿的洞口钻入钻出。中国的法官们犯事，往往正是因为对自己类似章鱼的能耐太自信了！”
“现在，中央加大推行司法改革的力度，对法官们会造成压力吗？”
“太会了呀！不瞒你说，不少法官都想脱下法官服去当律师了。有人二意丝丝的，在乎的基本就剩一条了，当法官毕竟捧的是金边铁饭碗，铁饭碗就不能不在乎了，何况还镶道金边呢！你看现在，又是责任制，又要出台什么什么引咎辞职制、罢免制，今后法官这只金边铁饭碗肯定不好捧了！还想徇私枉法的话，风险系数高了呀，章鱼本事曝光，不但碗掉了，人也栽了，那不就完了？”
我忍不住也快人快语地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还挺怀旧嘛！”
“哈哈哈哈……”
他放声大笑。
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居然能那么响亮地笑，使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笑罢，表情极其庄严地说：“我不是怀旧，我是庆幸。司法改革力度加大了，步伐加快了，我不也退休了嘛！再怎么改，一点儿不关我的事儿了呀！咱俩都聊到这份儿上了，我干脆再坦率一点儿说，我当年判过的一些案子，也是经不起拿到阳光底下晒的呀！所幸都成往事了，而且咱也不是个贪人，从没狮子大张口过。收过钱物那是不假。一次收钱不多。答谢我一位民事法官的东西，那也不会贵重到哪儿去。某天我走人了，我的三亲六戚说不定也有惹上官司的时候。人不惹官司，官司还惹人呢！这是对谁都很可能的事。那时我也没法在另一个世界罩着他们了呀！所以呢，司法改革既然对老百姓有益，今后对我的三亲六戚也有益，他们也都是普通百姓嘛！”
我说：“那么，你很支持啰？”
他问：“我说支持，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从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说出支持，在我这个作家听来，意义非同一般。”
他说：“我的态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当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这种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给力多了。好比推磨，谁的双手在磨柄上，谁才能使磨转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我说：“你比喻挺形象。”
“毕竟咱也是文学写作爱好者呀！”——他孩子般地笑了。
那时他的样子很可爱。
他又问：“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做过法官的人不该说的话吗？”
我反问：“为什么？”
他真诚地说：“一、因为我拎来的礼品过期了，我要挽回尴尬。二、因为我看出了你希望我跟你说说。三、你当年问我，为什么不写写司法界的事，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当面告诉你，那些事的确不该是我来写的。现在我了此愿了。”
我也真诚地说：“在北京有了什么困难，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他打断我：“停。点到为止，我谢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麻烦不到你。怎么说我也是在省会城市当了三十多年法官的人，在北京那还是交下了几位朋友的，他们都欠我人情，也都愿意还我人情。”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说：“你是作家，我登门拜访，咱们总得聊聊文学嘛！你对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怎么看？”
于是我们便聊起了文学……
我不但将他送出了家门，而且将他送到了街上，送到了车前。我很想看清一直在车里耐心等他的人，是他怎样的一位朋友，却没有看清。他一坐入“宝马”车里，车立刻开走了……
2013年12月15日

我那小小的邮局
活至今日，有三处邮局，与我的人生关系密切。之所以要写写它们，非是没什么可写了，而是因为我从和它们的关系中，也感受到了时代嬗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北京体现得尤为分明。
戴中学校徽至下乡前的五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邮局。自然，是哈尔滨市的邮局。我家当年住的区域很偏，接近城乡结合部。远在四川工作的父亲每月往家里寄一次钱，而哥哥上大学了，持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遂成非我莫属之事。通常，家里一接到汇款单，我便及时给父亲写一封信，接着去往邮局，又取款又寄信。
在60年代的哈尔滨，在我家所住的那个偏僻区域，还没有街口邮筒。人们即使要寄一封信，也必得去往同一处邮局——共乐邮局：共乐是街名。从我家到那儿半小时左右。说是邮局，其实面积很小，营业空间只不过十二三平方米，叫“所”似乎更恰当些。出现在邮局的人，寄信者多，偶有取包裹的。空间虽小，却不太有挤满了人的时候。但入冬后，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就得安置炉子吊起烟囱来。否则，业务员和寄信取包裹的人，都会冻得没法在“局”里待。
那小小的邮局内外曾发生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之印象：
一件事是——我正取钱时，进入两名公安，将一名二十多岁的女业务员铐上手铐带走了。后来听说，她在售邮票的时候，经常多给予她的对象几张；而他去往别的邮局，在门口廉价兜售，一张邮票可赚几分钱，就像今天的“黄牛党”倒卖火车票那样。邮票少了，邮局是要调查原因的；她坚称肯定是神偷所为。我目睹了那件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小小的邮票特敏感，因为它居然也能使人犯罪而觉得其具有某种邪性。说到底，是因为我未免同情那营业员姑娘和她的对象——倒卖十几张内外勾结而多得的邮票，也不过才能赚几角钱呀！就算那是变相的贪污行为，那种贪究竟可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第二件事是——春节前，一名少女在往信封上贴邮票时，棉袄挨到了炉子却浑然不觉。待别人闻到烟味儿，她的棉袄已烤出了一个小的焦洞。其棉袄有外罩，是半新的花布衣。而棉袄确是崭新的，还是绸面的，连袄内的棉花也是新的，白得很。估计，她是要等大年初一那天才脱去袄罩，穿绸面的崭新的棉袄漂漂亮亮地过春节。少女在邮局里伤心地哭了很久，边哭边说，她不敢回家了，妈妈会生气的，爸爸甚至会打她的。当年的中国人，也不懂什么维权不维权的。断不会认为，自己的棉袄烤着了，邮局有什么责任。即使谁竟也这么认为，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邮局会赔她一件崭新的绸面的棉袄加一件袄罩？或一笔钱？——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连两名营业员也只有予以同情而已……
第三件事发生在“文革”初期，发生在邮局外——一些红卫兵现场批斗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家住邮局附近，对其“反革命罪行”抗拒不认，往常往邮局里塞上诉信，而且信封上写的是“北京毛主席”收。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精神失常了。但红卫兵们斗他斗得特来劲，打他，用皮带抽他……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后，十年里除了取稿费汇款，没怎么到邮局去过。要去，自然便是北太平庄邮局。营业面积宽敞，窗口多。我觉得，只有那样的邮局，才对得起一个“局”字。除了家信，我所要寄的大部分信件，都由编辑部的办事员集中代劳了。很惭愧，在十年里我占了公家便宜，不少本该贴自己买的邮票的信件，我没那么做过。算起来，比之于当年那名从邮局里被铐上手铐带走的姑娘，其实我的行为要算“贪污数额较大”。但家信我还是自己寄的。那很方便，北影门口就有邮筒，每日开三次呢。80年代后，不远处又有了“黄帽子”邮筒，邮票贴够了，可以“航空”速度处理。总之，将家信投入邮筒，比交给编辑部的办事员会早到两三天的。
我从北影调到童影后，十年里占公家便宜的行为并没改正过，甚至也没觉得惭愧过。我前边写了“惭愧”二字，老实说，是今天回忆起来才多少有点儿“公私不分”的惭愧感。童影厂门口也有邮筒，我的家信仍往邮筒里塞。
按照某些别国严格的公私原则而论，我二十余年来的行为，那肯定就是个事儿了——幸而我生活在中国呀！
2000年后，我调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我之假公济私行径终于不可持续。于是，我和另一个小小的邮局发生了亲密关系——健安邮局；我家住的那条小街叫健安路。这条小街原本是没有邮局的，小街尽头是总参干休所，为了方便干休所的离休军干们，90年代末由干休所在车库旁盖了那小小的邮局，其后也方便了家住北影、童影社区的人们。
健安邮局的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长方空间，隔为里外两段。外段小些，摆张桌子，放胶水、笔和针线什么的。里段大些，又隔为柜台内柜台外；柜台外的宽度不足一米。门、窗在外段，里段终日不见阳光，白天也要靠灯光照明。在柜台内，靠墙角有几小片暖气；它冬冷夏热。虽然它是那么不起眼，简直可以说寒酸，我还是十分感激它的存在，感激三名年复一年终日坐在柜台内的营业员。柜台内也只能容得下三名营业员。没有它和她们的存在，我要取寄什么就得去北太平庄邮局了。而那样一来，即使骑自行车，即使赶上人少的时候，往返也要一个多小时，若赶上人多，两个小时甚至一上午才办完事，不足为怪。
不久前，它拆了。
而我家，已搬到了牡丹园小区，一处人口极为密集的小区。而且人口很杂，半数以上为外地人。这小区的邮局叫牡丹园东里邮局，面积与健安邮局差不多大，空间接近是正方形的，自然，也分为柜台里和柜台外两部分。但它的门窗朝阳，这是比健安邮局条件强点儿的方面。却也强不到哪儿去。因为人口密集，十二三平方米的柜台外，一年四季几乎永远是满屋子人。又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一年中有几个季节寄包裹的人更多，有时他们的包裹多到地上堆不下了。而那时小小的邮局外间，可用鱼罐头来形容人挨人的程度了。办理储蓄及交纳水电费业务的两个窗口外，照例画着提示保持一米距离的黄线；但那线分明是白画的。
我每次进入那小小的邮局，都会对坐在邮政柜台内的营业员心生出几分体恤。也常觉不安，因为我一排到他或她面前，便又寄又取，使他或她仅为我一个人就得忙碌一阵子。但我以前也只不过心有不安，并无体恤。一名挺帅气的小伙子接替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营业员后，我才心生出体恤的。正是将要入冬的季节，他的业务最忙，简直可以说忙到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个的事刚结束，那个的什么单子或什么东西又递到他手上了。刚离去两三个，又进入三五个，并且拎着扛着拖着地上几乎无处可放的大包小包。
有次我又逢上了这样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在哭。孩子的母亲正往邮寄袋里塞东西，因为急、烦，转身给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响了。
小伙子额头已出汗。
我听到他小声对一位大娘说：“大娘，我得去一次厕所，对不起您，请您耐心等会儿行不？”
大娘显然排许久了，不悦地说：“你这小伙子，怎么早不去晚不去，非等我排到你跟前了才去？我能说不行啊？”
他说：“那……那我就把您的事办完了再去吧……”
大娘说：“那大娘多谢你了！”
小伙子正办着，电脑死机了。
他站起来说：“可救了我了，快憋不住了。”
小伙子一走，排在后边的人急了。人家上厕所，急也没用啊，只能说些倒霉之类的话。
大娘嘟哝：“电脑还坏了呢！”
一句话，使排在后边的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全傻眼了。
这处邮局当然是没有专属它的厕所的，三名营业员只能到附近的小学校去上厕所。以这一带人口密集的程度而论，它起码应有两名邮政业务员。但这又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作为邮政窗口的营业员，其活动空间还不足一米宽，大约八十或九十厘米宽。去了摆放电脑所占的宽度，他们坐的那把小椅子只能斜着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这儿那儿放着邮票，各类信封，邮寄袋和邮寄纸箱，使营业员像是置身在收破烂的人的破烂窝里。
那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头脑中——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一处邮局的营业员，而且一干就多年不换地方，也许十几年，还也许几十年；而且就是调到别的邮局去了，工作环境也比这里强不了多少，我会不会挺心疼自己的儿子呢？
这么一想，我对工作环境和这里差不多的北京乃至全国许许多多邮局的营业员们便心生出体恤来了。
说到全国，我又不得不说，在从南方到北方的大中小许多城市里，我根本就没见到过像牡丹园东里邮局，曾经存在过的健安邮局那么小，工作环境那么差的邮局。连许多小镇、农村的邮局，空间也要大些。最主要的，每天进入邮局的人要少得多，业务量自然也少得多。
我曾去过几处南方城市的邮局，它们宽敞明亮的空间，轻松悠闲的工作状态，使我替北京牡丹园东里邮局的业务员们心生嫉妒。
北京人口太多了！
北京的外地人口太多了！
牡丹园社区的人口太密集了，外地人口的比例太大了！
更主要的还是——北京的地皮太金贵了；而邮局不产生利润，只不过是社会服务配套部门。
既然本身不产生利润，既然属于需要政府往里“搭钱”的社会服务部门，那么只要能对付着存在便对付着存在，遂成自然而然的事了。
看，虽然地皮金贵，但银行不是比邮局多得多么？几乎是某地刚有了一家银行，不久便有另一家银行相伴而现。
房屋中介公司也是如此。
它们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它们在面积占有方面，装修方面，都绝不甘于不如对方。不但不如不行，往往还尽量超过对方。
但邮局和邮局竞争什么呢？
真若竞争起来，政府怎么舍得往里“搭钱”呢？
是以认为，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城市发展意识特势利的。
2013年12月20日北京

小村的往世今生
一
你这个浪得虚名的爬格子的人，我想我可以称你为“写家”。早年间，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胎儿阶段，没形成为一个村子的时候——人们称开店的为“店家”；称摆渡的为“船家”；称卖酒的为“酒家”，皆礼称。现而今的人称你这类人为“作家”，这是我不习惯的。恕罪了。何况“作家”与“作假”谐音，不见得反而是好称呼，也不如“写家”听起来那么明明白白。“作家”者，究竟做什么的呢？你自己就不觉得是不三不四的称呼吗？
梁写家，我认为，你与我这个小村之间的关系，实属一种缘分关系。若非缘分促成，你这个北方人，并且一向写北方的写家，何以会写起我这个西南省份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村子来呢？但我声明，我仅仅将我们的关系视为一种缘分而已，一点儿也不觉得是我的荣幸。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处偏域的村子，我并不像人那么喜欢出名。而且清楚，即使我非常渴望出名，你的笔也不能够使我出名。一位人物也罢，一座城市一个村子一处风景之地也罢，其出名，总得有点儿必然性。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正如一个没什么事迹可宣扬的人。故我很有自知之明，你写不写我，对我都是无所谓的。你写了我，我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没谁写我，我以后也糟不到哪儿去。对于我，最最不好的结果，无非就是以后渐渐消失了。我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消失就消失了吧，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更不会觉得沮丧和悲凉。正如我的形成之初，不曾使我觉得欢喜。
我是无心可言的。
我是无情的存在。
我说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乃指我目前的居者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每将人心当成我心，也每说成是自己的心。
但人心终究是人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沧桑，人心易变。说法只不过是说法，人心从不曾转化为一个村子的心。故我也从来就没有过心。我比人看世事的变迁看得开，更想得开。我与人的不同在于——每一个人，包括少数后来视死如归的人，都在某一个年龄段产生过怕死的心理。而我作为一个村子，是从不曾怕“死”过的。正如我从不曾庆幸过我的“生”，也就是我的形成。
我目前的居者们，就是你所见到的那些老幼病残之人，他们对于我有朝一日必将消失，不是已很看得开了么？他们已然如此了，我还有什么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我成为他们的村，他们成为我的居者，也只不过是一种缘分而已。
缘分都是有时限的。好比人间的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那一年那一日，你从远道来。在我的面前，你的言谈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的又一个缘中之人来了。
我视我的每一个居者皆为缘中之人。
你断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居者，这是秃子头上的事——明摆着的。尽管如此，你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同行者们仅仅关心我的居者们的生活情况，而你同时关心我的史，也就是我的往世。
我明白，你关心我的往世，其实也是为了替我的居者们将命运看得更远些。然而毕竟有人同时想要了解我本身的史了，这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儿欣慰。
你们那一行人是因为中国农村的“空巢”现象以及“留守儿童”现象而来的对吧？你这一个北方的写家走进了我这个西南某省的小村，是因为我这个小小的偏域之村出息了一个人物是大学教授，还和你一样是民盟的人士，也是省政协的委员。否则，你既不会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更不会产生写我的念头。
我想你应该坦率承认这一点。
正因为你也关心我的史，所以我通过我的某些居者们的口，告诉了你那些关于我的，已逐渐被老一辈人淡忘了的往事。由于老一辈人是那么容易淡忘，连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也不知道了。而所谓80后、90后，根本就不想了解，不想知道……
二
大韩村，是的，我正在北京的家中写你。写你的史，写你那些默默无闻的居者。
我不认为一个村子是无心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认为一个村子也是有灵魂的。
心随身死。这是生命的规律。不死之心，是移植的心。即使手术极成功，终究还是会死的。世上没有多次移植而跳动依然的心。但论到灵魂，尽管我是无神论者，却比较愿意接受灵魂存在的观点。灵魂恰恰是向死而生的。
我从你的昨天，悟明白了你的现在为什么是如此了无生气的。我从你的现在，像你自己一样，预见到了你必将消失的明天。
我不能为阻止这一结局而做什么。
事实上我同样明白，你的那些老幼病残的居者们，对你的感情是极其矛盾的——老人们希望自己是你最后的一代居者，有出息的儿女的人生最好不再与你发生联系。而孩子们盼着父母有朝一日将他们带往某一座城市里的另一种家的心念，远远强烈于盼着父母回到你这里的家的愿望。
这种极其矛盾的感情，形成于他们对你的一代代的失望。
请你不要委屈，更不必生气。
在你的史中，所有那些不好的事，都错不在你，更不是你的罪过。
比如上个世纪的1958年，离你较近的城里的人们，为了实现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英赶美”，一批批涌到你这里，对山上的树木乱砍滥伐。
当年有一位老支书曾声泪俱下地跪求：“不要那样啊，山上可都是些香樟树黄花梨呀！新中国成立前一代代老辈人栽的呀，日子多穷多苦都没人舍得砍一棵卖钱呀，为的是给后辈人留点儿过好日子的资源呀！”人们却嘲笑他，说他老糊涂了——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一山的香樟树黄花梨有什么稀罕？！
老支书又说：“树没了，是要发山洪的呀！家家户户傍山而居，一发山洪，村就没了呀！还会死人啊……”
结果有领导认为他危言耸听，涣散人心，于是组织开他的批判会。
他在当天夜里自缢身亡。
至秋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山洪果然暴发，半数村舍无影无踪，大人孩子死十一口……然而，这个责任是不能追究的。
人们也只有在洪灾过后，默默地含悲忍痛地重建家园。而且，仍只能傍山而建。不傍山而建又往哪儿建呢？平地是一百几十亩农田，图安全那也不能占了农耕田地呀！从此以后，一到山洪易于暴发的季节，全村人便集体躲避到小学校去……
大韩村，大韩村，这不是你所愿见的呀！
比如之后的60年代，明明村里已开始有人饿死，然而公粮却还是必须交足的。
比如“文革”期间，人们斗后来的支书像斗恶霸地主那么冷酷无情，将前几年亲人被活活饿死的憎恨一股脑地发泄在他身上，生生打断他一条腿……
大韩村，大韩村，你知道的，他也有亲人当年活活饿死了呀！你说，他是不是和你一样有理由感到委屈？
80年代了，分田到户了。地少人多，分到户了，也还是个穷呀！
有一年人们又开始刨山上的树根。
城里的根雕厂根雕匠争先恐后来收购老树根，比起在田里刨钱，那价格不可能不令穷愁的村人们眼红呀！
被打断过腿的老支书一瘸一拐地，挨家挨户地劝止。
他说：“咱这是泥抱石的山呀！将树根全刨了，后果会比山洪还厉害呀……”
可人们心里眼里，当年确实只有钱了。贫穷不可能不使急于脱贫的人目光短浅。
若使他们目光远大是需要有威望的导师的。那时的他们心目中已不存在导师了，更别说有什么威望的。给他点儿面子的白天不上山晚上偷偷上山，不给他面子的冷言冷语地顶撞他。当时的人们都顾不上干地里的活了！山上能刨出现钱啊！自从有了钱这种东西，全世界的农民最缺的就是现钱。一个国家的好时代的标志之一，不但是要使农民有属于自己名下的一块土地乐意地耕种着，还要使农民一年到头都多少有些现钱可花。已经20世纪80年代了，中国农民虽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平时缺的却仍是现钱！三个壮劳力合伙在山上刨出一个直径半米的树根，当年只不过能卖六七十元，每人只不过能分二十几元。像刨人参一样辛辛苦苦保持根须尽量完好无损地挣到手的二十几元，便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不久，那一座山深坑遍布惨不忍睹了，像电影《上甘岭》中的上甘岭！
大韩村，大韩村呀，我知道你因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原谅那些村民，用你的话说是你的那些居者。由他们自己所做的又毁灭了一次你的蠢事，使你开始深深地嫌弃他们。但是你啊，大韩村啊，请还是原谅，不，宽恕了他们吧！当年的他们，几乎全都被现钱诱惑得像着了魔一样啊！
第一年雨水少，平安无事。
第二年也雨水少，还是平安无事。
第三年雨水特多，祸事到底来了，你的居者们遭到了报应。泥石流在大白天就发生了，覆盖了半村的房舍。所幸当时大人们都在地里收获，并没有造成伤亡。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三
梁写家，打住。
我必须截断你的话。因为事实是，大人们虽然没有伤亡，但泥石流夺走了几个孩子的生命。那时大多数孩子还没放学，否则痛不欲生的将是多数人家！当年没有几个本地以外的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有指示不得进行报道。你采访过的那些人对你隐瞒实情，乃因为那是不少人家讳言的大疼，而且悲剧是由大人们一手造成的，这使每一个大人都觉得自己是罪人。可我就不理解了，连这一件事，他们居然也怪在我的头上！后来我常听他们说，前几辈做了什么必受惩罚的事，使咱们成了这个鬼地方的农民？我倒要问问你这位据说写了两千几百万字的写家，你也亲眼所见了，这地方有山有水，有一百几十亩田地，一年四季空气清新，绿竹满目，怎么就成了一个鬼地方了？！
大韩村，大韩村，你不说，我还真被蒙蔽了。你一说，我因当年那几个孩子的死感到心在疼了。也顿时就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了。天灾可咒，人祸难言啊，何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人祸！你对他们的错事耿耿于怀，恰证明你是有心的呀！若你还能原谅他们将悲剧的发生反怪于你，则证明你有的是一颗仁慈心。
梁写家，我觉得我是确曾也有过类人的心的，而且确乎是一颗仁慈心。看到落户于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于是渐渐形成了一个村子，我为什么不高兴呢？但是后来土改中、“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冷酷之事，令我对人感到费解了。这里的地主，那不过是一户在城里挣了些钱，舍得向当局买下几块这里的土地才成为地主的人呀，何必非置他于死地呢？从城里下放到这里被改造的人，也都应视为落难之人予以同情的，为什么人对人要雪上加霜呢？
大韩村，我也要说打住了。历史是射出的箭，不可能再加到弓上。我相信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某些事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发生。我相信你的居者们虽然不怎么常说反省的话，但他们内心深处实际上是有反省的。
是吗？
是的。
但愿如此。但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依我看证明他们并没进行过反省。
你指的是他们后来又从田地里挖出过水浸木的事？
正是。水浸木嘛，无非就是被水浸泡了多年，又被泥土埋住了百年以上的自然断树。我不详细解释你也明白，那是河流改道的原因。他们那时候，又像着魔了。别家从地里挖出了水浸木，卖了个好价钱，许多人家就眼红了，也将自己家的田地挖了个乱七八糟……
唉，唉，大韩村啊，别尽说他们的不是了。一句话操百种，还不是穷将人搞成了那样嘛！一百几十亩地，七八十户人家，虽然分田到户了，日子又能过得有多大起色呢？
但是后来都不种粮了，改栽茶株了，于是也有现钱花了，年轻人们为什么又都纷纷往城里跑呢？在城里打工真的比在农村采茶快乐吗？
那我问你，他们在农村采茶快乐吗？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是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的。他们怎么会愿意一辈子是挣辛苦钱的茶农呢？从清晨采到天黑，也不过最多挣三四十元。不种粮食了，也不种菜了，那三四十元，一多半得花在吃上，所剩无几。
说的对啊大韩村，所以年轻人们才背井离乡到城里去打工。毕竟，在城里打工比在农村采茶挣得多些。也让我告诉你实情吧大韩村，他们在城里打工，确实比在农村采茶快乐些。尽管同样挣钱挣得很辛苦，有时候还受欺压，还须忍气吞声。但在城里他们一般都会加入一个农村打工青年的小群体。在那些小群体中，他们往往会获得到与在农村不一样的快乐。所以，十之八九的二十几岁的他们，越来越不愿回到他们在农村的家啦！
可怜他们的父母，当年为使他们能有一处像样的家园，也到城里去打过工的。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的比如今的他们少多了。但是他们的父母当年多么省吃俭用啊，口挪肚攒的，终于为他们盖起了好看的楼房，起码外观好看是吧？
是的。若在城里，那一幢楼房，或者值几百万，或者值一千多万。还不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样的城市，在某些省会城市就该是那个价。
可是在这里，却值不了多少钱。几十万最多了。几十万谁又买啊！都是农民，儿女都留恋城市不愿回来再当农民了，这家买那家的房子干什么呢？房产在我们这种偏域农村，根本就算不上是种“产”啊。父母辈苦心建造的一处处家园，如今他们的儿女们根本不稀罕回来守望啊！
大韩村，我与你有同样的感慨。
属于父母名下的土地，他们的儿女们更不稀罕继承啦。
的确是这样。
但他们会很容易地成为城里人吗？
那要看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城市的城里人了。如果在大城市挣钱，在小城市买房，并且肯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甘于辛苦省吃俭用的话，打拼个十年二十年，是会成为小城市里的人的。否则，不见得会成为。
你认为他们终究没成为城里人，会再回到父母替他们守望的家园吗？
我想会的吧，否则他们可住在哪儿呢？
那时的他们，都快老了是不是？
我想……是的。不到了在城市里老无所归的那一天，是不会情愿回来的。据我所知，中国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村子里的打工青年，对自己人生最不情愿的规划，正是这样的。
那时，他们的父母早已在坟里了。
是啊。
那时，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建造并为他们守望至死的家园，差不多也又成破坏的家园了。
是……啊……
那时，他们兴许又会说——我怎么是这等不济的命运，快老了，又回到了这种鬼地方！
这……我难以知道……
但是梁写家，你已来过我这里多次了，你肯定也了解到，有些没了父母的青年，他们急于想将家园卖了对不？
这……
直说嘛！
对。
这令我心寒。
你看，你自己也开始承认了——你是有心的。
我的意思是我替他们的父母心寒。
那也证明你有心。
不辩论我有没有心了，我问你，你认为我的将来会是怎样的？
我不想说。
我请求你说。因为，我已当你是一个朋友了。朋友之间，当以诚相待。
那么，我只好说了。最长三十年，这里将不剩几户人家了。
何等的令我惆怅啊！我的上一代居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为他们的下一代建造了无论如何比从前的年代好得多的家园，可他们的下一代，却一点儿都不稀罕拥有了。难道我真是一个鬼地方？
不。依我这城里人的眼光看，从各方面来讲，此地都是一个好地方。只不过，你离城市太远了。
所以就该遭到背叛？
不能用背叛来说。中国的农村人口一向过多，时代发生了巨变，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执着，比任何一代中国农民都更加强烈啊！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大韩村，随他们爱怎样便怎样吧！
写家，我已经声明过——我看得开也想得开。我因人而成村，亦因人而消失，这是我的宿命。我明白，归根结底，我对于人心，只不过是一种古老的茧壳。
村啊，你这多愁善感的大韩村，不要惆怅不要忧伤。论起与人类的关系，你比城市久远得多。你确曾像人类的茧壳，束缚过人类的生存思维。但依我这城里人细细想来，没有农村的地球是乏味极了的。没有了农村概念的城里人，内心将被浮躁严重困扰。对于一般城里人而言，在城市里其实只有家，没有家园可言。正因为这一点，如今的城里人一到节假日，纷纷离开城市寻找叫“农家乐”的地方。你是人心之核。你是人心始终放不下的牵挂。即使你一度消失了，你曾形成过的那一方水土将永在。不定哪一天，有些人厌倦了城市里的拥挤、喧嚣和嘈杂，为寻找一处宁静的所在来到了这里。他们将会像建一座小城一样，在此重建一个村子。那时的你，将与现在的你大不相同，人们将使你既具有农村的风貌，也具有城市的基因。你将是农村与城市的混血儿。你应该知道的，混血儿通常总是更漂亮一些。那时后来者将会羡慕地说：“可惜我来晚了，否则我也应在这里有一处家园，一处值得子孙后代继承的家园。”而今天弃你而去的那些农家儿女的下一代如果也到了这里，并且知道了这里曾是祖上的家园所在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在内心里满怀温情地说：“家乡故土啊，看到你变成如此令人留恋的一个村子，我是多么欣喜。因为，我除了是家族的一个儿女，也还是你的一个儿女啊！”
写家，你这个浪得虚名的写家，你看世事，一向这么乐观吗？
村啊，你这个只剩老人孩子和狗、被人们形容为“空心村”的大韩村啊，事实上我越来越是一个悲观的人了。也许因为悲观得太久，我的头脑里就偶尔生出乐观的思想，像人行道的砖缝之间偶尔长出一朵小花。行人的脚通常是不忍踏倒那样一朵小花的，因为怜惜它长出得太不容易。
听你这么说，我反倒有点儿可怜你们人了。
听你这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羞愧极了。中国人太对不起自己的许多农村了，也太对不起自己的许多城市了。不过大韩村啊，让我们都少一点儿悲观，多一点儿乐观，都往前看好吗？
既然回头看太使我郁闷，那我也只好与你一起往前看啰。
我愿与你有一个约定——我将留下遗嘱，让我的儿孙五十年后来到这里，看这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要像陆游的诗句那样——“家祭无忘告乃翁”。
写家，我要牢记你的约定，如果那时我已成一片荒野，我的灵魂，你说过我有灵魂的，我的灵魂会躲到草丛中去，直到你的后人离开。但如果那时我已旧貌换新颜，我将请孩子们替我夹道欢迎。五十年，我的心情是不是太急切了些？
有点儿。但五十年是我自己说的呀。算啦，就五十年吧。我不改口了。
哈哈，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大村官的“海选”
4月24日晚九点半，不期然地被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期节目所吸引，于是想为那节目写篇小文的冲动自觉而强烈。
节目当属专题片类，以纪实风格，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吉林省某县大官村农民“海选”村长的全过程。
这大官村有一千二百余名符合选民年龄的农民。它的前任村长是上级任命的。虽然也经过选举，但却是上级提名在先，农民投票于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向的“中国特色”，所谓“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集中”，自然带有“长官意志”。这意志的出发点，一向以替农民——推而广之，替广大人民群众做主为愿望。这愿望一向以替人民负责为原则。这原则以考虑到广大中国人民是否习惯民主，是否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为思想方法的前提。而答案又几乎一向是“否”，于是又几乎一向地由“长官”替人民替群众做主着。它的好处是，使民主之程序一向变得非常之简单，使“长官”之目的一向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它的坏处是，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一向地处于被动，并于长期的被动中渐渐地主观丧失，渐渐地习惯于完全依赖“长官”做主，渐渐彻底放弃。若“长官”的做主是英明的，此等民主的结果皆大欢喜。若“长官”昏庸，压制贤才，安插亲信，重用庸常之辈甚至品行不端之辈，则意味着合法的强加，意味着假民主之名对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的合法的强奸。
所幸节目的制作人通过采访，比较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证实——大官村的前任老村长，非是一个善于以权谋私鱼肉村民的人。他基本上是一位作风正派的农村基层干部，而且在村民中获得较为广泛的公认。村民对他的意见是工作缺乏魄力，缺乏开拓精神。
这样的一名村干部，采取一向的选举方式，先提名，后选举，先“集中”，后民主，显然也不至于引起村民们多么普遍多么强烈的反对。
但是大官村的上级“长官”们，今年决定将彻底的民主权利毫无保留地奉还给村民。于是在这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为了选出一个中国官体制中最小的官——村长，上演了一幕“海选”的时代话剧。以我理解，“海选”似乎有点儿在一个村里进行“全民公决”的意思。于是就有了必要的选前动员，就有了初选，就有了竞选演讲，就有了再次决选。前任老村长并未主动放弃竞选资格和权利。采访者问他有信心没有？答曰：“有。”问有几分信心，答曰：“相信群众，有八九分信心。”问知道谁可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不，答曰：“知道，有三个人。”并一一道来，坦率谈出他们与自己竞争的优弱之处。他似乎稳操胜券，一方面承认三个竞争对手各有值得自己今后学习的长处，另一方面确信他们并不构成对自己的巨大“威胁”。再采访三个竞争者，问想当村长么，皆曰：“想。”他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东北农民可爱的实在。想就是想。不讳言想。不顾左右而言他。不支吾。不吞吐。不口是心非。都回答得明确而简洁。如果说三人的回答各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无非是第二个人在“想”字前边加上了“非常”二字；第三个人在“想”字前边加上了“当然”二字。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叫“大官”村的农村，竞选者们当村长的愿望不但皆十分强烈，而且皆认为机不可失，须当仁不让，而且都表示竞选图的是能有机会为改变大官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能力和才智。
问他们有信心么，其回答所表现的信心，并不亚于老村长。于是我们看到，分明的，老村长落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名竞选者的票数紧咬老村长之后，相差无几。但是“半道杀出一个程咬金”！一个叫王臣的人票数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前两名竞争者，将他们“淘汰出局”，与老村长以三票之差顺列榜一榜二。初选的结果是——村长将产生于前任村长和村抽水站抽水员之间。
二者之间的“决一胜负”势在必行。问老村长想到了这个王臣会成为自己的最后竞争者么，答曰：“没想到。从来也没听说他也想当村长。”诚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问王臣为什么竞选，答曰：“不服气。”——言下之意，自己能当得更好。问有信心么？答曰：“百分之九十以上。”问少老村长三票，是否打算拉些选票，答曰：“起码要说服更多的人相信，我能当一个好村长。”再采访村民，一些人继续拥护老村长，另一部分人却分明更加看好王臣。前者严肃地提醒后者：“给了民主，不能滥用！头脑里要有点儿辩证的哲学，有的人，给一万元也不能选他啊！”
后者们郑重反驳：“你有你相信的人，我有我相信的人！看问题看人的方法不同，干吗强求一致？没有争议的人往往可能是老好人儿，有争议的人反而可能有作为！”
决选那一天，再问老村长还满怀信心么。
答曰：“不那么足了。”
问还有几分信心。
答曰：“只有六七分了。”
问王臣有信心么。
答曰：“当然有。”
问仍有几分。
答曰：“百分之九十。”
比竞选开始前的老村长，到了紧要关头更加显得从容镇定，更加显得稳操胜券。问村民们怎么看怎么估计，都说看不清端倪难以估计到结果了。都说只能由票数来决定了……
决选之中，王臣的票数一度遥遥领先，老村长的票数明显不利。于是镜头给向两个浑然不觉的竞选者（他们那时都顾不上理睬镜头了），一个不动声色然而暗自得意；一个强自镇定却分明心神不安。
看到此处，我不禁地推想——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锲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民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海选”将他们推到了一种掎角之势。“海选”将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也都卷入了一种你“存”我“亡”、我“存”你“亡”的心理场。所谓“出水才看两腿泥”。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海选”使个“大官”村气氛颇有些紧张……然而接着峰回路转，老村长的选票又开始扶摇直上。于是二人的神色又都发生微妙的变化，于是些个眉头紧锁的农民之眉头渐渐舒展了，于是些个起先表情松弛的农民之表情渐渐黯然了……
二十几分钟的一部纪实性的专题片，拍的主题鲜明，人物突出，各有可爱的性格，各有精妙的语言，有一波三折的情节，有起伏跌宕的悬念……简直像一部小电影！不，比不少农村题材的国产电影要好看得多，思想意义也要积极得多。如果都看过这部小专题电视片的话，恐怕，农村竞选这一事件，将使编剧们不再好意思写入剧本，即使写了，也将使导演们不再好意思纳入分镜头脚本。
真实永远比虚构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性。大官村“海选”十分真实地告诉我们：
第一，民主并不多么可怕，也不多么复杂，只要人不仅仅是叶公好龙地谈论它；只要人发自内心地要求它，选择它；只要人愿为它的实现做些起码的事情，那么它带给时代带给社会的益处，乃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大官村的一名村民所说——怎么不好？至少，让被选上的人有种危机感。这次不努力为大家服务，下次不选你！正如大官村再次当选的老村长所说——有压力了，感到群众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干得不好，下次机会就是别人的了……
第二，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杞人忧天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第三，“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出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对他们，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因为人民离他们近，上级离他们远。而他们往往可以很容易地蒙蔽上级，却不那么容易蒙蔽住群众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层干部，早已被群众看出是以权谋私的伪“公仆”，而上级依然庇护着，厚爱有加地重用着的原因之一。在此种情况下，人民与那些伪“公仆”抗争的方式，无非三种：或上访，或示威，或以民主的权利罢免之。上访对于人民是很无奈的事。示威往往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利于安定大局。唯运用民主的权利，是最理想的方式。人民的民主权利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演员与看客
	此刻，他出现在舞台右侧，坐高脚凳上，酒吧里常见的那种。高脚凳在前一名演员的表演中当成过道具。他一足踏地，一足踏凳撑上，特悠闲的样子，微眯双眼，漠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如同厌倦的牧羊人漠漠然地望着羊群。牧羊人对羊群大抵持两种态度——倘是自己的，望着时目光往往是欣慰的，甚或是喜悦的；若只不过是替雇主在放牧，通常便是漠然的。
	我觉得，对于他，台下包括我在内的看客，似乎只不过是二百几十只品种特殊的羊而已，不值得多么尊重的，正如看客们也不可能多么尊重他。而此点，乃是这一处也叫做剧场的地方，与其他剧场里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方面。显然的，他对此点心知肚明并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这是台上台下互无敬意的一个所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营造低俗乐子的空间。台上的靠表演，台下的靠掌声。某些人观看低俗的渴望，能在这里获得较大的满足。某些一向因太过正经而疲劳了的人，在这里完全可以显现其实并不怎么正经的原形。在这里，台上的表演者拿台下的看客搞笑一通是家常便饭，台下的男性看客用语言挑逗台上的女表演者亦在允许范围。
	羊群的常态是安静的，但台下的看客时而呼嗷乱叫，时而将手中的“掌拍”弄出大的响声。“现代”无孔不入，现代人连拍手也懒得拍了，于是商家发明了观赏演出时用的那种手形的塑料东西，免费提供，体现着人性化的周到。那东西该怎么确切地称呼呢？我竟不知。也许可叫“义手”的吧？既然假肢的另一种叫法是“义肢”，那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叫“义手”呢？如此说来，不用“义手”鼓掌，确实意味着是“亲自鼓掌”了吧？
	对于他，以及所有在这一空间进行表演的艺人，我本是不打算称为“演员”的。但若叫“艺人”，依我看来，又都没什么艺可言，那就还是称他们为“演员”吧。毕竟，他们皆在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简直也可以说是亢奋地鞠躬尽瘁般地进行着表演。他们的表演状态毫无疑问地体现着一种敬业精神。尽管场地有天壤之别，舞台有天壤之别，表演品质有天壤之别，但是论到敬业精神，我这一个看客不得不发乎真心地承认，他们与某些明星们、大腕们乃至大师们是不分高低的。这一点当时深深地感动了我。
	该剧场是很封闭的空间，处处旧陋，近于破败：在一条老街上，门面算是那条街上有特点的，乍看像老北京的牌楼，却是水泥的，灰色的。一灰到底，除了红色匾字，再无别色。即使红色的匾字，也早已褪尽了鲜艳，看去泛着隐黑了。简陋的座椅，简陋的舞台。紫色幕布相当旧了，在舞台的顶灯光下，浮尘可见。而舞台的木质边沿，这儿那儿的油漆剥落了。舞台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安全出口。厕所也罢，安全出口也罢，门楣皆低，门框皆窄，地势明显下陷。所谓剧场，空气凝滞，似乎没有通风系统，整体给我以处处不洁的印象。
	在如此这般的场所，如此这般的舞台上，一些是所谓“二人转”演员的人，极投入地、极敬业地各自表演低俗甚至下流的节目，给二百几十位形形色色身份混杂的男女看。
	我在着实被感动了的同时，也着实地心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简直不能不被感动。
	也简直不能不忧伤。
	那名坐在舞台右侧的演员，他大约有三十二三岁，一米七五或七六的身高，国字脸，五官端正，眉清目朗，宽肩，细腰。对于男子而言，称得上一表人才了。舞台上灯光明亮，我坐第二排，对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他表情的细微变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已换了一件短袖的白衬衫，浅蓝色西服裤，衬衫下襟扎在裤腰里。衣裤合体，使他看去很精神。他脚上那双皮鞋分明还新着，似乎是名牌。他稳重地坐在那儿，姿势未曾怎么改变过，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闲定平静，仿佛足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目光也仍那么的漠然。这与他方才生猛异常，亢奋且厚颜无耻地表演着的那个自己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会儿的他，如同一位资深的铁匠、木匠、石匠，或面包师傅、裁缝师傅、园林修剪师傅，忙碌劳累了一大通之后，终于可以歇会儿了，于是坐下呆望街景。那时，寒碜的舞台似乎便是他的铺子，而台口是他的铺子门口，或公园里的一处亭子；台下的看客们，则如同集体歇脚的行人、商帮。方才是他在台上表演，众人看他。现在他也可以闲定又漠然地看众人了，虽然众人并不表演，但他却如同偏能不动声色地看出什么微相表演来，目光中投出研究的意味，觉得挺耐看似的。
	在他之前，舞台右侧已坐着两个人了，一个是司鼓者，一个是操控电子音响的。司鼓者四十余岁，肤黑且瘦，穿一套20世纪80年代的蓝制服，上衣有两个外兜，叫“中山装”的那一种，也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穿的那一种。事实上不仅毛泽东喜欢穿，大多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喜欢穿。不晓得司鼓者为什么也穿那么一套衣服，是为了勾起看客们的怀旧心理吗？也许吧。而操控电子音响的青年刚二十岁出头。以我的眼看来，他和司鼓者容貌有相似之处，说不定是父子，或者叔侄。三十几岁的那名演员坐在青年旁边。青年面向舞台左侧，而他面向台下。他并不与青年说话，仿佛身旁无人。我不知他为什么演完了节目却还要坐在台上那么显眼的地方，但是猜测到一会儿台上准还有需要他的时候，我得承认，他出现在那儿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对1949年以前的东北“二人转”艺人们的演艺人生一直颇感兴趣，写一部那样的长篇小说也一直是我的打算。春季我回哈尔滨，请朋友带我看一场当下的“二人转”，为的是补充一些感性的印象。身为东北人，我此前还从没看过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二人转”。
	朋友说：传统的吗？那早过气了，现而今哪儿还有人那么演？有人那么演也没人稀罕看啊！现代人嘛，想看也要看现代的“二人转”！
	我问怎么个现代法呢？
	他说他也没看过，只听说特“另类”。
	于是，在他的陪同下，我俩坐在了这么一处地方。他说他打听了，这里每晚上演的“二人转”比一般性的“另类”更“另类”。
	第一位上场的是小伙子，二十五六岁，挺帅气。嗓音颇高，唱了几句歌，“小沈阳”飙高音的那种唱法，以证明嗓音所能达到的高度，分明还自认为在此点上并不逊于“小沈阳”。他飙唱时获得了一阵“义手”的掌声。掌声中他明智地收了高音，不再唱下去。飙唱几句高音歌词是一回事，气量充沛饱满地唱完一首高音歌曲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他收声收得明智。接着，他开始说了。上海的周立波自诩说的是“清口”，他说的却几乎是成段成段的“荤口”。看着听着形象那么帅气那么阳光的青年不住嘴地说出一句比一句“荤”的“荤口”，如同看着听着一个长着可爱的模样像是极有教养的孩子一句句说脏话，给人以愕然不已的印象，令我大不适应。我想我背后的一排排看客也未必就多么适应，因为并无掌声，亦无喝彩。甚至，也没人起哄。
	我入场时留意地扫视过，看客们的年龄多在30至50岁之间，十之八九是男人，极少数女人觉察出我的扫视，一个个颇不自在，或低下头去，或侧转了脸。而我，在那天晚上，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票价是80元。朋友悄悄告诉我，第一排的票价100元，他居然没买到。而坐在第一排的，多是有本地人相陪的外地看客。和我一样，好奇心使他们到这种地方来的。我在北京就已经听说时下的“二人转”挺火，那时我明白了，心照不宣地坐在这一处猥亵场所的看客，对“黄”和“荤”的好奇心，比满足欣赏的欲念要强烈得多。然而来是来了，坐是稳坐下去了，但一听到下流“段子”就大鼓其掌或冲口喝彩，毕竟不太好意思，忌讳着原形毕露之嫌。纵然正中下怀，大觉过瘾，也还是放不太开的。由是，我认为台上台下之间的一种误会，那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看出小伙子迷惘了，困惑了。甚至，有几分<img alt=""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20T4560.jpg" style="height: 24px; width: 25px;" />惶了。他大概是刚出道的新手，没怎么经历过台下看客们那种矜持地沉默，沉默地矜持。怎么都不呼应啊，这是些什么来路的观众啊？怎么全都跟冷面大爷似的呢？出于对演员的同情心也该多少给点儿掌声啊！花钱不就是专冲着听这个来的吗？爷们儿想听的我说了呀！还要多“黄”多“荤”才合你们的胃口呢？
	显然的小伙子想不明白了，暗自焦急了。于是他又讲了一段更“荤”的“段子”。看客们依然暧昧地沉默。
	“拿酒来！”——他以好汉临刑般的悲壮气概吼了一嗓子，也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衣白裙的姑娘应声而起，将五瓶啤酒一瓶接一瓶摆在了舞台上。我落座之前注意到了她，她面前的桌上放着十几瓶啤酒，还有爆米花。谁家的姑娘竟到这里来，而且花100元买一排的票！难道她要一边看一边喝光那十几瓶啤酒么？那不是将上吉尼斯纪录了吗？莫非舞台上将出现她所倾慕的白马王子？当时她也令我大生疑惑，并生腹诽。倾慕尽管倾慕，献花也可，犯不着边看边酗酒啊！又没人相陪，倘烂醉如泥，那会是多么丢人现眼的结果呢？她总不至于是酗而不醉的酒神之化身吧。及至她起身往台上摆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演出团队之一员，专为伺酒坐在那儿的。
	小伙子牙口有力，咬掉瓶盖，高仰起头，众目睽睽之下一饮而尽。他将空瓶往舞台左侧一扔，倏转身，开始用语言作践起肯定与他父亲同辈的司鼓者来。无非还是“荤”“黄”的“段子”，连司鼓者的父亲也一并捎带着作践了一通。之后又喝光了一瓶啤酒，转而作践操控音响的青年，同样连对方的父亲的人格尊严也不放过。而那两位，默默听着罢了，只不过偶尔面呈怒色，算是一种配合性的表情反应。事实上，音响并没怎么用，鼓也没敲过几下。也显然的，他俩坐在那儿，分明是专供被作践的，那大约才是他们的“角色定位”。至于音响设备和鼓，作用倒在其次了。那种语言作践，倘非是在舞台上，而是在日常情况之下，往往一两句就会导致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的……
	操控音响的青年脸上那股子浑不在乎听之任之的表情越来越挂不住了，他嘟哝了一句。后排肯定是听不到的，但坐在第二排的我听得真切。他是这么骂了一句：“你小子嘴上搂着点儿啊！”
	一味儿以作践他为能事的小伙子一愣，随即大声训斥：“怎么，受不了啦？受不了也得受！这是咱们这一行的规矩你不懂？入了这一行，那就得习惯了受着！台下的三老四少，人家花钱来听的就是这种段子！”
	他的话说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参半。
	我听得心上顿时一疼。
	我也是“三老四少”之一，不由得感觉罪过起来。
	他灌下了第三瓶啤酒，突然往台口一跪，像信徒祈祷般举起双手，大声乞求：“老少爷们儿行行好，多少给点儿掌声吧！怎么要你们点儿掌声就那么难啊？老板雇人监视着台上呢，掌声多少决定分我多少钱啊！一点儿掌声没有，我明天晚上没脸还来这儿了，后天不知道去哪儿挣钱解决吃住问题了……”
	是表演风格？还是真情告白？
	我竟难以判断了。
	“好！”
	后排响起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喝彩。
	这怎么就好呢？好在哪儿呢？
	我不解，却没回头看，径自困惑罢了。
	然而，终究是起了掌声。不怎么齐，也不多，但总归有了。“义手”拍出的那种掌声。
	小伙子获得激励，一跃而起，又大声说：“感谢爷们儿，太难得了，太难得了！冲刚才的掌声，现在我要拿出看家本领……”
	他灌下去了第四瓶啤酒。
	他腾空翻了两个斤斗，一个大劈叉，双腿笔直地叉开在台上。
	“好！”
	台下齐发一阵喝彩。
	我也赶紧举起“义手”弄出疑似的掌声，放下“手”时，顿觉罪过感被自己作为看客的热情抵消了些。
	小伙子脸上呈现大为满足的表情了。他站到了一把椅子上，将一条腿搬起，呈金鸡独立的姿势，随即身体一倒，一足椅上，一足着地，来了一次悬空大劈叉！
	“好！”
	许多嗓子齐声喝彩。
	响起一片疑似的“掌声”。
	他一口气喝光最后一瓶酒，又站在一张桌子上，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动作。那自然是极危险的动作，倒也算不上有什么高难的含量，但确乎的极危险。若有闪失，轻则伤筋，重则必定当场断骨。
	小伙子脸已彤红，并且淌下汗来。最终，他带着颇有征服成就感的表情，在掌声中跑下台去。他在台上坚持了半小时左右的表演，跪了三次，一饮而尽地接连喝光了五瓶啤酒，打出了六七个响亮的酒嗝……
	朋友小声对我说，他们每人都有“看家本领”，或曰“绝活儿”。而所谓“绝活儿”，一律在最后时段才奉献的，为的是能在掌声中结束。
	我问：为什么还喝酒呢？
	朋友说，为了忘却羞耻感啊！如果艺技有限，那么只能靠“荤”的“黄”的“段子”撑台。他们都那么年轻，在台上一味儿当众说那些，你以为他们就完全没有羞耻感吗？有的！怎么办呢？开始时说“黄”的，“黄”的越来越冷场，那就只能来“荤”的了。而几瓶啤酒灌下去，多“荤”的“段子”说起来，也只不过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些无意识的醉话了，没想到吧……
	我说：没想到……
	又觉心上一疼。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三十二三岁的人，他是第二个登台的演员。他化了妆，涂了白鼻梁，双唇正中抹得血红，戴蓝帽子，上穿白色无领半袖背心，下穿肥腰肥腿的蓝色吊带工作裤，有前胸兜兜的那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机床车间里，男女工人大抵穿那种工作裤，现而今早已归于“戏装”了。那一套穿戴，肯定是他每次登台演出的行头无疑。他是企图在形象上唤起人们对卓别林的亲切记忆，也唤起人们对早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好情愫。但是呢，又不愿太像卓别林，还要体现出点儿“中国特色”，看去便不伦不类。但不伦不类也许正是他的追求、他的创意、他的“专利”，更是他所依赖的形象看点。
	这人对自己的舞台造型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我一这么想，不得不承认，他是多么敬业啊！
	此时的我已不记得他表演了些什么了。只记得他一上台就说，说来说去都是“荤口”，比“黄色”更“黄”的，赤裸裸的与性事有关的“段子”。自然，他也一瓶接一瓶地灌啤酒。我知道，在东北，那么一种喝法叫“吹喇叭”，酒桌上每简言之为“吹一个”。
	他也作践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
	因为他说的是比“黄色”更黄的“荤口”，所以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表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涵养。
	我对他们二位那一种涵养不禁肃然起敬。
	我小声说：他们二位也很敬业。
	朋友说：当然。
	我说：他们那么大的涵养我做不到。
	朋友说：他们靠这一行生存，解决吃住的现实问题，成家了的也靠这一行养家糊口。你从未面临如此现实的问题，当然做不到。
	我倒羞耻了。因为自己的话，更因为朋友的话。
	我这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看客，心情不由得不忧伤。
	我说：那，咱们走吧？
	朋友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看，该鼓掌就鼓掌。这是另类人生，你要多接地气！
	是的，我真的已不记得他究竟表演了些什么。
	“二人转”变成了当下这样，是我不身临其境怎么也想不到的。
	但是台上那位说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才不像刚才那位跪着要掌声！干吗那么下贱？爷始终站着也要让你们鼓掌！”
	果然起了掌声。
	他傲然地又说：“听，要到了吧？”
	那是小丑扮相的一个人的傲然，一位敬业的低俗“节目”表演者的傲然。正因为是那样，他的话让我挺震撼。
	“你们花钱不就是来寻开心的吗？平均下来一张票才二三十元，看高雅的能这个价吗？我在台上逗呗，疯呗，胡闹呗，哄你们开心不就对得起你们那二三十元了嘛！我们是什么人？演员？甭抬举我们了！我们都是在台上耍狗蹦子呢！但看我们耍狗蹦子那也不能白看呀！谁都得挣钱过生活是不是？就算助人为乐你们也得给点儿掌声吧……”
	于是掌声又起。
	在掌声中，我的心疼。
	他居然把话说得那么实在。仅仅那么几句实在话，居然还获得了掌声，更是出我预料。
	难道对于看客们，几句实在话是具有艺术欣赏性的吗？
	我迷惘了，就像第一个登台表演的小伙子遭遇冷场时也迷惘了。
	他醉意醺醺地学“小沈阳”出场时的步态，走一步说一句：“10万、20万、30万……大家好，哼嗯……讨厌……”
	学得惟妙惟肖，神形兼备。
	于是引发了笑声。
	他重走一遍，边说：“我们这样的呢，10元、20元，30元……60元！没往死了挣你们的呀！”
	便又引发了笑声。
	我想那时，可能不少人心上都疼了一下。也许，只生出快意，并不疼的。
	我问朋友：他们每场只挣60元吗？
	朋友说：那肯定不止。看起来他出道时间不短了，每场怎么也挣二三百块吧……
	我替他感到了大的慰藉，心情却还是没法不忧郁。
	文艺在这个空间里变质了，表演在这个空间里意味着下流。然而，同时却也体现着敬业精神。而此点，正是使人连厌恶都于心不忍的一点。人头脑中的理性在这种地方发生扭曲了，如同巧克力、糖浆和臭酱搅在一起了。
	我不记得他是怎样离开舞台的了，似乎是被他的一位女搭档拖下台去的。也似乎，他真的有几分醉了。
	真的吗？
	我不能肯定。
	或许，那醉态只不过是表演。
	他的女搭档，却堪称一位美丽的女郎。高挑的个子，亭亭玉立，穿得相当暴露，灯光之下皮肤白皙得发亮。东北三省，即使在农村，也往往会生出那类美人。正如时下人们惯说的，“一不小心”，不知哪家就出现了一个。她们的美丽，一点儿也不逊于某些女明星或名模。然而，她们的命运，则往往另当别论了。
	朋友认为他和她是夫妻。
	这使我又不由得替他感到幸运、幸福……
	现在，他显出了他性情的本真——一个天生喜欢安静的、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竟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我以小说家观察人的经验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如果我们在社交场合面对他那样一个人，他会给我们以极绅士的印象。如果我们给他名片，他会是那种用双手来接的男人。如果不主动给，他会是那种绝不至于主动开口要的男人，不管我们是谁。
	他的舞台经历，似乎已使他将人世及人性的真相参透。即使不是完全参透了，肯定也参得半透了。
	他安安静静，稳稳重重地坐在那儿，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漠然而却又具有研究的意味，似乎在望着低于人的一群动物。
	是的，确实那样——我觉得他望着台下包括我在内的些个看客，真的像是在望着二百几十只疑似人的猴子。如许多疑是人的猴子精神饥渴地希望台上的表演者喂给东西。笑声也罢，掌声也罢，都体现着精神之口一口接住囫囵吞下的快感。他刚才是“喂”过我们了，他的任务已完成了，可以坐于一侧歇会儿，看别人接着怎么“喂”我们，以及我们接着呈现的种种“吃”相了。
	刚才是别人花了钱在看他。
	现在是他不花钱在看别人。看得饶有兴趣似的，漠然且有耐性。
	他发现了我在观察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也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目光滑转，望向别人了。那时他仿佛是一只猫，显示出猫的宠辱不惊淡定自若。
	那会儿在台上表演着的是一个瘦高青年。也照例唱了几句歌，飙出几声高音，之后便说出“段子”来。他的“绝活儿”是坐于地，将双腿扳起，置于肩上，像只大蛙般地在台上蹦了一圈儿……
	又上台的也是个瘦高青年，其“绝活儿”难得一见——他掏出一只橡胶手套，使劲撑开后套在头上。手套五指竖立着了，像白色的冠。他却没将嘴也套入进去，嘴在外边，大口吸气，鼻孔出气。一吸一出，手套渐渐被气充大，胀薄。大如轮时，薄至透明，可见其内面目。表演者似乎已气力不济，仰倒台上，磨转翻滚，似受苦刑，状态可怜。有几秒钟，竟一动不动。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人站了起来，面有不安，欲上前去。
	鸦雀无声的看客间一阵骚动，我的左右也有人站了起来，踮足引颈向台上呆望。
	猝然一声爆响，碎片四飞，有一片落于台下，表演者同时一跃而起。
	“好！”
	一声喝彩，喊出特江湖的意味，听来很古代。
	于是一阵“义手”拍出掌声。
	掌声中，我的观察对象退回原处，重新坐下。那时我见他微微摇一下头，面呈一丝苦笑。
	他的举动，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他的苦笑，在我看来挺沧桑。
	依次上台的是一对搭档。女子矮胖，扎羊角冲天辫儿，穿花衣裤，擦红了脸蛋，一副阿福的模样。而男青年则穿唐装，戴瓜皮帽，分明亦属不伦不类，使人顿生“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时光倒错之感。
	那会儿我在想着一些事了，没注意他俩在表演什么。我首先想到，看来自己打算创作的电视剧，是没必要动笔了。因为诚如朋友所言，那种边转边唱边舞彩帕的传统“二人转”，现今的人们有几个还喜欢看呢？并且也必然塑造不出女主人公表演时那种大俗成绝的泼辣劲儿了呀！我笔下再自由，也总不能将“黄”的“荤”的一股脑儿往剧本里塞呀！与台上那些表演相比，传统“二人转”的“俗”岂不是简直太“文”了吗？便一时郁闷了。
	又联想到了《巴黎圣母院》——舞台上的表演，也许与雨果笔下巴黎愚人节草根社区的狂欢胡闹差不多吧？在雨果笔下，美丽的风情万种的艾丝美拉达的舞蹈，以及伴她左右的那只具有灵性的白色小山羊，毕竟还是放浪形骸的胡闹氛围中的美艺奉献。尽管充满诱惑，却连那诱惑也是美的。可在这儿，舞台上表演的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呢？连点儿诱惑之美也没有呀！
	还联想到了莫扎特。在他成为宫廷乐师后，每乔装了溜到草根社区去，混迹于下等酒吧，与民间艺人和妓女们纵情声色。但即使在那种地方，也还是能听到美的歌，赏到美的舞，看到不失水准的魔术和杂耍。往往，还有民间诗人激情澎湃或一吟三叹地朗读他们的诗——起码，我所读过的一些书籍是那么告诉我的。
	可这个舞台上，却只有恶搞和胡闹而已。
	然而，每一位表演者都是在多么敬业地恶搞，多么敬业地胡闹啊！仅有少数内容，还勉强算得上是节目。偏偏又是那勉强算得上是节目的表演，却又难以获得掌声与喝彩。
	在这个空间，所谓“文艺”，有着另外的标准。一种越庸俗堕落越厚颜无耻越好似的标准。
	这儿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场。
	每一位表演者，或许都有类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梦想。他们的人生况味，非是台下的看客们所知晓的。他们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愿道予看客们听的。他们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来，未必就不鄙视和嫌恶着看客。如果他们的入行、出道只不过是权衡下的沦落，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看客迫使他们堕落的——我猜，他们下台之后，也许都会这么想。
	这里的舞台如《生死场》。
	不知怎么一来，台上的“阿福”，在用鞋底儿一记接一记扇着“来喜”的耳光了，边扇边呵斥：“会不会说话啊？！”
	“来喜”诺诺连声，解释了一句什么，结果又是“阿福”不爱听的话，颊就又挨了一鞋底儿。
	“好！”
	有人大喝其彩。
	一阵疑似的“掌”声。
	喝彩之声和掌声，如针扎我心。
	朋友小声说：“我数着呢，都十六下了！那女的是不是来真的了呀？”
	啪！——第十七记扇在“来喜”颊上。
	“好！”——几条嗓子同时喊的。
	更长的一阵“掌”声。
	坐在台右侧那个人走到了一对搭档之间，他劝“阿福”。然而“阿福”却不依不饶，越发泼悍，“来喜”惧怕得绕着台躲。
	连第一个小伙子也上台相劝了。他脸不红了，酒劲儿过去了。并且，也换了身合体的衣服。那时的小伙子，委实有股子帅劲儿。
	“不羡神仙羡少年”——我头脑中闪过了一句古诗。
	那会儿的台上，如同街头闹剧。我的目光，一会儿望向那三十二三岁的男子，一会儿望向小伙子。而他俩，一位像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劝架，特知识分子劲儿地劝着，却总劝一句话：“别这样，别这样。”像不会劝，不得不劝。小伙子则像是他的学生，与老师同行至街口，遇到特殊情况了，老师已在示范着相劝，自己又怎能不实习着劝呢？也总劝一句：“得啦，得啦……”
	我诧异——因为那会儿，我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了腼腆！
	那个敬业地结束了表演的小伙子，他又出现在台上时，将他的真性情也带在脸上了。正如那个三十二三岁的，这会儿像是大学历史系或哲学系教授的男子，将他刚才表演时必戴不可的丑俗假面留弃在后台了。
	我忘了他们都是怎样下台去的。
	我也不记得整场节目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注意观察那些与“二人转”没什么关系，却又不得不打着“二人转”招牌卖艺的人们的脸了。
	当朋友跟我说话时，剧场里已只剩我俩还坐在座位上了。
	朋友问：印象如何？
	我说：一种忧伤。
	朋友又问：忧伤？那，能接受吗？
	我说：根本不能。
	可，在东北三省，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族群”呢！据说，有两三千人。两三千个家庭，靠他们这么挣钱过生活，脱贫。除了这一行，没有另外一行，能使他们每月挣六七千、一万多。不过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没人招聘，那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表演那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场所被取缔了……
	所以我忧伤。
	如果你是文化官员，会严令取缔吗？
	不。你呢？
	也不。不忍。取缔了叫他们一时去干什么？目前工作这么难找，失业的人在增加……
	祝他们目前的人生顺遂吧！
	当某现象与某些人的生存之道连在了一起，如果那现象并不构成对社会和对别人的犯罪性危害，如果“某些人”是人数不少的人，则我就会对“生存”二字执敬畏的态度，将文人清高的一己之见收敛不宣了。
	在此点上，我承认我是“分裂”的。
	并且，不以为自己多么的随俗可耻。
	当我和朋友走出剧场时，马路上已清静了。剧场门口，伫立着几个人。
	朋友小声说：是他们。
	我也看出来了。
	我忽然很想吸支烟，却只带了烟，没带打火机。
	我问他们：谁能借个火？
	有人掏出了打火机，并且按着，一手拢着伸向我。我吸着烟后，看他一眼，见是那个曾在台上将橡胶手套往头上套的瘦高的小伙子。
	我说：谢谢。
	他说：不客气。
	我问：几点了？——为的是能再端详他们一番。
	一个姑娘打开手机看一眼说：差5分10点了。
	台下的他们，真性情的他们，依我的眼看来，竟皆是平静之人、沉默寡言之人、内向之人、腼腆之人、彬彬有礼之人，甚至，斯文之人。
	似乎也皆是，有道德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以小说家自认为敏锐的眼，望着那样的一张张年轻而心存隐忧的脸，想要对他们微笑一下，却面肌发僵，没笑成。
	又来了几个骑摩托或自行车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于是他们被摩托和自行车带走了。
	有人临去还对我们说：再见……
	我转身看那剧场的门面，又一次联想到了《生死场》。心情，便又被难以言说的忧郁所浸淫。
	朋友说：他们是去公共浴池赶场了。那种地方晚上都成了价格便宜的旅店，这个时间，他们还能在那种地方继续表演……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缄默。
	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霎时起一阵大风，要下雨了。

老水车旁的风景
其实，那水车是一点儿都不老的。
中国民间匠人们仿古和造旧的技能，比之于西方人创新的才干，可谓各有千秋。仿古，需要一种对古之事物的温暖情愫。没有此等情愫，古即使被仿出来了，也必毫无古的意韵，银样镴枪头而已。仿古不能不造旧，造旧是很细致的活儿。造旧如旧，对于中国的民间匠人们，那成就感和创新成功是差不多的。中国民间匠人们的前身大抵是农民，而中国农民们的头脑中，所保留的又大抵是对旧事物的新印象。中国农民，是中国这一棵形成了五千余年之年轮的大树上所结的最古老的果子。今日之老农，若细看他们，本身便依稀古着。自然，他们是无须造旧的……
还说那水车，它是一处旅游地的最显著的标识。在中国，从前的南方，在农村才有水车。水车是从前的南方的农村之魂。水车转动，一个再寂寞的村子，总还是多少有些生气，有着动感的。那旅游地原本便是一个村子，很小，仅三十几户人家。他们世代生活在青山秀水之间，依赖农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贫穷又淡泊平静的岁月。男人勤劳，女人温顺，孩子单纯，几乎与世隔绝。
两年前，这地方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了，也相中了。于是在盖别墅和豪宅的同时，捎带手地将这里开发成了旅游景区，使之成了小型的周庄。老板涉足旅游业的尝试是颇为成功的，可谓眼光独到，财运亨通。直径三米多的巨大水车，是他的点子。
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城里人络绎不绝地驾车来到这里，吃喝玩乐，纵情欢娱。于是这里有了算命的、画像的、兜售古玩的；也有了陪酒女、陪游女、卖唱女、按摩女，皆姿色姣好的农家姑娘农家少女。她们终日里耳濡目染，思维迅速地商业化着。
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到来的时候，必会看到，在那水车旁有一老妪和一少女。老妪七十有几，少女才十六七岁，皆着清朝衣裳。老妪形容枯瘦苍悴，少女面似桃花，目如秋水，顾盼之际，道似无情还有情。老妪纺线，少女刺绣，成为水车的陪衬，景观中的风景。她们都是景区花钱雇了在那儿作样给观光客们看的，所得微薄。老妪三百，少女四百。幸而，若有观光客与她们照相，或可给些小费。老妪是这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在村里有一间半祖宅。村子受益于旅游业，有了些公款，每月亦给她五十元。老妪是以感激旅游业。对自己能有那样一种营生，甚为满足，终日笑微微的。少女是从外地流落到这儿的，像寻蜜的蜂儿一样被这旅游地的兴旺发达吸引来的。她的家乡是哪里，家境如何，身世怎样，没人知道。曾有好奇的村人问过，少女讳莫如深，每三缄其口，是以渐无问者。在景区打工的，经营小门面的，多是本村人或周边村人。来路远的，大抵也不出百里之外。偏那少女，显然是别省的。究竟来自哪一个省呢？好奇心强烈的当地人，自以为是地从她的语音加以猜测。这个今日断言她肯定是某省的无疑，隔日她却说起另外一省的话来。当人们又以为她是那一省的时候，她的语音又改了，结果人们还是一头雾水。当地人对外地人，断不了是会有点儿欺生的。可像她那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讨生活的方式并不危害任何当地人的利益，借故欺她，却是不忍的。不忍相欺归不忍相欺，但对于那来历不明的小姑娘，当地人内心里总还是有些犯嘀咕的。会不会是个小女贼呢？待人们放松了对她的戒心，待她摸清了各家的情况，抓住对她有利的机会，逐门逐户偷盗个遍，然后无影无踪。据他们所知，省内别的景区发生过这样的事，祸害了当地人的也是个姑娘。只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只不过并非亲自偷盗，而是充当一个偷盗团伙的眼线。那么，她背后也有一个偷盗团伙吗？人们相互提醒起来。结果便是，她的行动，置于许多双有责任感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了。然而她一如既往地对人们礼貌着，甚至还特别感激当地人对她的容纳。是因为她才十六七岁，还太单纯，看不出别人对她的警惕吗？这么小年龄的一个女孩儿就走南闯北，会单纯才怪！那么，必是伪装的了。于是，在当地人看来，小女孩简直还很狡狯……
只有老妪觉得那女孩儿是个好女孩儿。
她们成为“同事”的最初几天以后，老妪曾问少女住在哪儿？少女说住在一家饭店的仓房里，每天五元钱，晚上还得帮着干两个多小时的活儿。而且有老鼠，她又最怕老鼠。
“就是每天五元钱，那也是我半个来月的工资啊，还得看主人两口子的眼色……”
少女说得泪汪汪的。
“闺女，住我家吧。我那儿就我一个人，我也喜欢有你这么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
老妪说得很诚恳。
少女没想到老妪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老妪又说：“我一分钱不收你的。”
……
于是，少女作为老妪所希望的一个伴儿，住到了老妪家里。
于是，少女脸上笑容多了，喜欢和她一块儿照相的观光客多了，小费也多了。最多时，每天能收到三五十元。按平均来算，除了基本工资，估计每月的总收入能达到三千元左右。有些当地人这么一估计，愤愤不平了。整天装模作样地在水车旁绣弄绣弄，与人照照相，每月就挣那么多钱？还不是凭的一张小脸子吗？他们连她的模样也看不顺眼了……
然而分明的，少女对当地人更是礼貌有加了。
老妪脸上的皱纹少了。熟悉她那张老面孔的人，发现她脸上的某几条最深的褶子变浅了，有要舒展开来的迹象了。她脑后的抓鬏梳得好看了，不像以前那么歪歪扭扭的了。她的指甲不再长而不剪，指甲缝里黑黢黢的了。她兜里揣着手绢，不时地，自己能意识到擦擦眼角了。她那身“行头”，显然是洗得很勤了。但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别人能看到的而已，别人看不大出来的，是她的好心情。她的小费也多了。她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老太婆……
有好心人提醒她：“你让那小人精住你那儿去了？千万防着点儿，万一你那点钱被她偷了，临走可就连件寿衣也穿不上了……”
老妪不爱听那样的话。
她说：“走？往哪儿走？人家孩子比我多的钱放哪儿都不避我，我那点儿钱，防人家干吗？”
她爱听少女的话。
少女常对她说的话是：“奶奶，尽量想高兴的事儿，那么您准能活一百多岁的！”
经历了二十几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孤寡生活以后，忽而有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小女伴儿，老妪的心境返老还童了似的。有时，一老一少对面坐一处，各点各的钱，还相互换零凑整的……
然而，有天老妪忽然失明了，接着咯血了。村里不得不派人把她送到县医院去，一诊断，是癌症，早扩散了。那么老的人了，又是农村人，又是孤寡人，也只有回家挨着。
村里负责的人就对少女说：“她都这样了，你搬走吧，爱住哪儿住哪儿去吧。”
少女哭了，说：“那奶奶怎么办啊？”
村里负责的人说：“她不用你管，我们村里会轮流派人照顾她一下。”
少女说：“我不搬走。奶奶对我好，我也要服侍服侍她！……”
她就是不搬走。
非亲非故，来历不明，口口声声“奶奶、奶奶”的叫得挺亲，就是不搬走，图的什么呢？
村里负责的人想到了老妪的一间半祖屋。
这个小人精，不是图的房子，那还会是图的什么？
于是，在老妪状态稍好的某日，村里负责的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又来到了老妪家里。他介绍那男的是县公证处的，那女的是位律师。他开门见山地对老妪说，她应该在临死前做出决定，将一间半祖屋留给村里才对。那屋子是可以改装成门面房的，稍加改装以后，或卖或租，钱数都很可观。
老妪说：“行啊！”
村里负责的人又说：“那你就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吧！”
老妪不高兴了：“我觉得，我一时还死不了。”
村里负责的人急了：“所以趁你还明白这会儿，才让你按手印嘛！”
老妪就不理他们三个男女，把身子一转，背朝他们了……
村里负责的人没主意了，找来村里另外几个有主意的人一商议，都认为——老妪完全有可能被那别省的小妖精蛊惑了，正经按手印立下了什么遗嘱，把一间半祖屋“赠给”那小妖精了……
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请教律师，律师安慰他们，说没有公证人和律师在场，如果遗嘱还是那少女代写的，那样的遗嘱是无效的……
口口相传，几个人所担心的情况，一夜之间，仿佛成了确凿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好事岂能让不相干的人占了便宜？
于是全村男女老少同仇敌忾起来。
没人愿意去照顾那糊涂的老妪了……
少女就连她那份儿工作也不干了……
村里人们的心，暗中扭成了一股劲儿——你不是哭着闹着要服侍吗？你一个人好好服侍吧！服侍得再好也是枉费心机，企图占房子，法庭上见吧！
十几天后，老妪死了。
老妪自己攒下的钱并不够发送自己，少女出钱为她买了一套寿衣……
又过了几天，那少女也消失了，没跟任何村里的人告别，也没留下封信……
村里负责的人竟不知拿老妪那一间半祖屋怎么办才好了。景区内的门面房是在涨价的，但他不敢自作主张改造了装修了或租或售，因为怕有一天少女突然出现，手里拿着他所没见过的一份什么证据，使村里损失了改造费或装修费，甚至还落个非法出售或出租的罪名……
那景区至今依然游人如织。
那水车至今还在日夜转动。
那一间半老屋子，至今还闲置着，越发的破败了。再不改造和装修，不久就会倒塌的……

《中国病人》的调研报告
杨燕群是我教过的学生。
她四年前毕业了，一年后考回本校（北京语言大学）成为研究生；现在又毕业了，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了。
在是本科生时，她表现出了对于写作的热爱，渐至于痴迷。那时她已发表过几篇散文，我觉写得挺好——因为即使也和她一样对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兴趣的同学，所写大抵是初恋。而她写了她的外婆，写了她家乡湖南凤凰城一带侗乡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怀和情愫写他者之命运，写使我们人情变得温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对学子们强调的。那么，我当然多次鼓励她，肯定她的习写意义，并称赞过她。
这一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她在本科毕业以后，工作极不稳定，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情况之下写完的。
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起码也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
我对这小说的初稿很不满意，给予她的看法几乎是否定的。因为在初稿中，基本内容是一名文科大学女生毕业之后漂在北京，为了生存而与三个男人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认为北京不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兰有值得我同情之处，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一名女大学生为了留在北京而与三个男人发生性的关系，与她为了生存而那样，是两类不同的事。这两类不同的事，体现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故我对香兰这一人物评价是批判式的。而这与杨燕群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唤起的是读者对香兰的大的同情。
那时这一部小说似乎已很可能出版。
我写了一篇序是《中国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阐明了我的看法。这一部小说后来却没有出版，而我的序却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对杨燕群是一件伤感的事——她似乎认为我的序等于是对她的处女作判了死刑。可想而知，她笔下的香兰这一人物，肯定写时已赚足了她自己的泪。她往学校为我们每位老师设备的信箱里投了一封信，一封长信——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觉得受了严重的打击……
她成为研究生后，我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见面时，每让别的同学通知她。往往，并没通知她也到，如同也是我带的研究生。
我几次当着别的同学的面提到她这一篇小说，并且几次问她——难道北京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地？
她承认不是的。
又问：那你笔下的香兰为什么不肯回到家乡省份的城市去？难道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其他一概城市都必将埋没人才？
她承认也不是那样。
于是我下结论——我认为你笔下的香兰病就病在这一点。她与三个男人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说是苦难，莫如说是一种宁愿的选择。
在她读研的三年中，各二级市地级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也逐年严峻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前是，从北京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屑于回去；现在是，连家乡省份的省市也回不去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比北京更少，也是更难之事了。
故我有次对她说——把你的小说改出来。你不是将它定名为《漂泊的女儿》吗？现在对于香兰，漂泊在北京的命运，差不多是无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说中加强香兰这一人物与家乡与家族人物的关系；要表现这一人物在北京和家乡之间进退维艰的心灵与难有立足之地的处境……
现在我读这一稿，觉得她还是听进了我的意见的，并且努力那么修改了。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她写到亲人和家乡时的文字，远比她写香兰和三个男人的关系时更好。大约因为，前者是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而后者是为写那么一类关系而写的文字。
但我现在开始认为——香兰这一名来自僻远农村的姑娘与一个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种真真假假纠缠不清的关系，未必就没有表现的意义和价值。
众所周知，那确乎也是北京的一种当下世相，当然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种病症。
至于香兰这一人物，我依然觉得她是一个“中国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灵的“SARS”。但这不是因为她体质弱，而因为她是贫困农村的女儿。更主要的是——她没了退路。倘退回去，她使外婆过上好生活的愿望，将更加成为泡影。
那么对于她，大学白上了。
这样的香兰，我认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对于观察社会病态，也体现着某种病例特征。
所以我此一篇序，还是要在标题中写出“中国病人”四个字。
不但香兰是“中国病人”，那三个男人也是。
患的都是“中国颓迷时代综合征”。此征极具传染性，对人精神的危害大于对人身体的危害，最终使人灵魂坏死，变成行尸走肉。
香兰一再说：我只不过想有个家……
其实是寄希望于此点——也许一个家能保障她的灵魂不至坏死，或坏死过程慢些。
所以，当我此序的标题中依然写有“中国病人”四个字时，已不包含对于小说否定的意味。
并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说呈现了香兰这样一名漂在北京的女大学生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病人”的病理过程，以及她的无奈、放任自流和恐惧……
一部小说有这样一种思想性，对于初写者，我认为便算有了创作的意义。
我觉得杨燕群经由这一部小说的修改，以后是完全可以驾驭长篇小说之创作了。
而这当然是我替她感到欣慰的……

变动的中国人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职业呢？它们又将世人划分成多少种人生形态呢？
谁能说得清楚啊！
然而很久以前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将世界数字化。开句玩笑，比今天由电脑科技所体现的世界数字化情况早很久的时代，中国人已经大致地将世界数字化了，比如用代表“十干”和“十二支”的文字配成六十组专门词，来规定年、月、日的次序；比如三十六颗天罡星，七十二颗地煞星（《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即是那些天上的神煞之星在凡间的化身）；比如二十四节气，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家喻户晓的节气的细分法。而有些节气极富诗意，清明、谷雨、白露、惊蛰、小满，等等。
数字的意象，也每体现在汉语言的形容方面和诗词佳句之中——如“九曲黄河”“万里长江”“一马平川”“百年好合”，等等。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如“微觉三四五点雨，闲看八九十枝花”……
很久以前的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大国。其职业的种类是非常有限的，故用“五行八作”来形容。“五”“八”是单数，概括不了的，于是又有“七十二行”“三十六业”的说法。太啰唆，于是也有人干脆一言以蔽之曰“百工”。“百”在中国人的数字意识中是虽有限但意象很大的数，于是，似乎包罗了世间一切职业；自然，也便似乎包罗了许多种人生的状态。
有些民间职业，在中国曾普遍存在。比如“锔缸锔碗”的、修理雨伞的（他们的吆喝声是“扎鼓雨伞”）、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弹棉花的、磨刀剪的、走街串巷完全手工制作家具的木匠，等等。比如蒸汽火车时代的验轮工……
现在，中国的最后一辆蒸汽火车早已寿终正寝，开蒸汽火车的司机和司炉以及站台上的验轮工早已改行；现在，家具都是由流水线上生产的材料组装的了，于是游走木匠销声匿迹了。而我，最后一次见吹糖人的艺人，已是二十余年前的事了……
现在，中国早已不是从前的中国。它正由一个农业国变化为现代工业国和现代科技国。但是和全世界一样，由职业而形成的人生状态，依然是社会常规。也和全世界一样，最平凡的人们，往往从事最平凡的职业；而从事特殊职业的人们，也往往有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这样的中国人，那样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精神面貌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有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的事件……
韩国也如此，前总统因家族受贿问题曝光跳岩自杀；因政府引进美国牛肉，现任总统几乎面临下台的局面；“天安舰”沉没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韩国人一次次冲动万分……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的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日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总裁的性案风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
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
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作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为“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80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90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80后”“90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易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方式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
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

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么？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加思考地回答：“首先当然应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困惑不解：“你们不是总发议论，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上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里了么？”
我说：“那样的一些个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穷困得根本上不起学。所以我们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里的孩子们的命运要强得多。但他们都像野兔，已经很快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了！”
……
我所在的海淀区，一九九七年重点高中的录取限数是一万多中学生，但有九万多的中学生报考重点高中。初中升重点高中的比例是一比九点七！比全国高中升大学的比例高三倍还多！
我的儿子所在的中学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本校初中升高中的平均分数线已提高到九十三分以上。预计这所区重点中学的中学生，在升高中的考试后，将被淘汰半数以上！平均九十三分乃是一个浮动的分数线。而淘汰比例却几乎是定死了的。水涨船高。届时如果考分普遍上扬，那么高中录取分数线也相应提高。可能由平均九十三分而九十四分，而九十五分……
倘果而提高到了九十五分，那么，一名考生即使达到了平均九十三分的成绩，也注定了将被重点高中的校门所拒斥！谁能说初中考高中，平均九十三分还不算优异的成绩？这个地球上有比此初中升重点高中的平均分数线更高的分数线么？它是体现在教育制度方面的“中国特色”之一种，是一个极其冷酷无情地摧残我们下一代身心的幽灵。
据我所知，北京另一个区的重点中学向学生们透露，低一分而交八万元，亦可考虑直接升入本校高中，竟有二百余名家长，争先恐后向校方预交“加分抵押金”！
看来有钱的中国人家真的是多起来了。清贫的家庭，也就只得寄希望于儿女在初考校场上使出浑身解数搏杀的结果了……有天，我的儿子晚上十一点半还没写完作业。我说：“儿子，算啦，睡吧！”他说：“爸，你别怜悯我。我们班有家远的同学，常一点多钟才能睡下。”而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每天最迟六点半便得起床。他们一到初二，就没有了双休日。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地，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的。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而近十年来，这也发展，那也繁荣，我们又究竟多盖了几所高中？几所大学？或曰——考不上重点高中，家长和学生，就自行地泯灭了“大学梦”嘛！考“职高”嘛！全国真已有那么多“职高”了么？
升大学，其实早已非是什么“望子成龙”的思想在作祟，而是为了儿女将来起码可以谋到一份职业，成家过日子，不必父母操心至死。
一个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实是——一个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工作，将是多难多难的事啊！
到工厂去当工人？
国有企业早已在大裁员……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摆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的意味儿。
良方何在？
据我看，目前没什么所谓良方。教委的官员们的头脑，并不比我辈愚笨。如果有好办法，他们早想出来了，早实施了。
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也只能是——做家长的增强心理承受力，做儿女的也增强心理承受力。毕竟的，初考也罢，高考也罢，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目前，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比试卷面前人人平等更平等的方式。只不过中国的初考高考试卷是全世界最难的罢了。落榜的倒霉。被淘汰了得认命。有钱的你就以钱抵分。没钱的能借到钱的，你若愿为儿女负债累累你就借。连借都借不着的，求爷爷告奶奶，赶紧替儿女找到份儿他们好歹能挣钱好歹糊自己口的工作。儿女此时最需当父母的帮一把。这就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为了尽到这个责任，哪怕将自尊剁碎了包装在礼品盒儿里去送人情，也是你完全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也别有什么委屈。谁叫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呢？早没听说过“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么？这也叫父慈母爱啊！此时为父不慈，为母不爱，枉为父母。
当然，还要告诉儿女明白，“马失前蹄不算倒”，何况小小年纪，不过是马驹子。从赛马场上遭淘汰了，未见得就难成为一匹将来能驮、能载、能吃苦、能耐劳的壮马好马。这世界上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人不乏其数。这世界也非是只为有高等学历的人才构成世界的……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女言语呕呕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国家的问题分而化之，均摊到具体的家庭，由具体的个人们，靠了增强的心理承受力承受，靠了坚忍的意志力背负，恐怕是目前，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式。
这是一种看似解决了危机，而实际上危机与日俱增的方式。因而，不可由国家认为是长久的方式。倘国家真的这么认为，国家和民族，终将会遭报应的。国家对此窘况，难道真的就一点儿作为也没有了么？答曰：否！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创办“职高”。这国家已在做着了。开拓就业市场——这是前提的前提，根本的根本。否则，“职高”毕业了又到哪儿去？
制定“累进税收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义务向国家多纳税。否则，这国家曾给予他们那么多优惠政策和先富起来的优先机会，为的又是什么？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耻的犯罪。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友人告诉我，至今为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总数，可兴建近百所高等院校！再有，就是少开些会吧！尤其少开那些隆隆重重地走巨大过场的会！一次会就是一所重点中学！少开几次会中国亡不了的。中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你这并不富有的国家，该节省的地方，节省一点儿吧！国家经济实力，也体现在拥有高等院校的总数的多少。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体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一般性常识。我们的儿女这一代，其实是命运注定，在劫难逃了。我们只能祈祷中国还我们的孙儿孙女辈以美好的青少年岁月！而不要他们在终于挤入了大学校门后，去读他们本该是孩子们时才读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

国人辩论的表情
我不喜欢辩论的场面，很少被辩论的场面所激动。当然，指的是中国式的，并且是电视节目上的——我也没经历过外国的辩论场面啊。
看久了，便留意到一种现象——有那辩论者，在对方发言时，表情，不，也可以说是神经太过紧绷。给我的印象是他并非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听——这可是在讨论国计民生，谁都有调查研究和思考的不全面的方面，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许对方的观点中，也有合理之成分，对我的观点形成补充的价值，那么我可吸收进来，以纠正我之观点的偏颇甚至偏激，使我的考虑更全面些；而大抵是相反的表情——我即“智者”，“智者”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对方在他或她看来，似乎是目光短浅的“愚者”无疑。他认真地听对方的每一句话，仿佛只为一件事——轮到自己开口时，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心要将对方驳输辩倒，于是大获全胜。
在我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每一场辩论中每一位辩者的思考，其实几乎都有不全面之点。双方的观点组合起来，往往才较为全面。不消说，这也是节目的初衷和主旨。
但我还是希望从辩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对方刚才的观点，我觉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却很少从辩者口中听到。
倒是从某些现场发言的观众口中听到过。他们手中的牌子，往往既为同一辩者举起“赞成”的一面，也会随即举起“反对”的一面。很明显，对于他们，哪一方都不是肯定代表正确的一方，也不是肯定错误的一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古话，在他们身上有良好的体现，于是反倒显出听的智性来。而有的辩者，在对方辩者发言时，听得很不耐烦，缺少的也正是那种听的智性。
于是我联想到，自己也与某些外国朋友辩论过关于中国或世界的某事——我说时，他们自然听得认真。往往，刚才彼此的观点还很对立，我一说完，他们居然会紧接着说：“你这种看法，我认为也有对的方面……”
后来我就悟出了听别人的观点也要有点儿悟性的道理，受益匪浅。
“你这种看法，我认为也有对的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胞太缺少此种听的态度了。于是在听别人阐述他们的观点时，就会呈现出不屑的表情。
我又联想到“五四”时期，那是一个“大辩论”的时代。当时也没留下现场辩言（录音机在中国还是稀奇物），但留下的辩文却是许多的。辩文比于现场辩言，毫无疑问是思考得更为成熟的。即使如此，我们今人读后，仍只能从双方辩文的结合中，形成对当时年代某种思想分歧乃至对立较为全面的认识、理解；否则不能。
比如所谓“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很难说哪种观点特正确，而哪种观点错到家了；比如所谓“直译”与“意译”之争；比如“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审美价值之争；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等主张，在当年都是为了救国，都有对的道理；不论持哪一种主张的人都难以将另一种主张一棒子打死。
还联想到了“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大辩论”——那既不是“辩”，也不是“论”，只不过是一味的“驳”。一味的“驳”与“辩论”之不同在于——后者也要客观评说他人观点的得失，有得说得，有失言失；而前者仅激烈评说他人观点的失，对于他人观点的合理部分，往往只字不提。或因根本没听，或因明明听到了也装作没听到。
那种对他人观点一味驳的态度，依我看来，在中国已是积陋成习，体现于许多方面。
在官场——不少大官那样。他们根本听不进下级官员与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观点。若竟相反，简直还视为“犯上”，就算是当场没驳，内心里已将相反的观点一棒子打死了。
在学校——不论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若是讨论课，老师们太听不进学生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看法了。老师们的思维逻辑往往是——我要使你记住的是教材所要求的观点，教材会错吗？教材不会错的，老师便也不会错。教材“规定”这篇课文要分三段，你为什么偏觉得分四段也可以呢？教材说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偏偏读出了那样的思想呢？尤其在大学里，老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时，师生之间发生歧见的时候是不少的。一般而言，老师的知识积累毕竟广一些，思考也肯定比学生全面一些。却也有些时候，学生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儿合理性，只不过与老师的观点部分相反。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学生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老师对学生观点的“驳”，大抵也是以胜为快的。说来惭愧，我自己初做导师时，也曾那般过的，而学生固执己见，我还抱怨学生“脑子不开窍”——后来答辩时，有别的老师对该学生的观点予以肯定。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老师中知识比我丰富，看问题比我全面，具有听的智性者太多了呀。我当时是暗不服气的，后来看书，方知片面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于是始不敢认为自己思想肯定正确，看问题肯定全面，即使在与学生讨论问题时。
在单位，同一件事，因为各部门的人所处的部门立场不同，利益不同，歧见发生更是司空见惯。
总而言之，我时常觉得，这类那类歧见弥漫于我们的社会，而许多同胞习惯于认为——错了的当然是别人。
别人为什么错呢？
因为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不同。
若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不但相反而且对立，那么别人百分之百错了，一点儿对的地方也没有的。即使明明觉得确有对的方面，态度上往往也要违心地强硬。
这样的人，还有救，因为毕竟听出了别人的观点也有对的成分。
不可救药的，也可以说可怕者是——那种半点儿不同的声音也听不进耳，一向地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凡与自己观点不同之人，都是持错误观点的人和坚持错误观点的人。而正是这种人，又一向认为别人不可救药，错得可怕。
这样的人若为官，更可怕。
若多了，委实也是中国之悲哀。
而一种现象乃是——在官民歧见中，觉得民全错，自己全对的官是不少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因为是名人的名言，被国人引用的次数已极多了。
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国人的进步。
但我还希望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尤其在国人与国人进行辩论时：“尽管我们是辩论双方，但我仍要说，你刚才的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若还说：“感谢你促使我能将我们辩论的问题思考得更全面些……”那就更是我的希望了。
到了那一天，多好啊！
证明社会有进步了，而国人也又进步了。

国民心性之我见
这里所言的国民心性，便是我们许多人都很忧虑的国民素质。
中国之国民素质，是否出现了问题呢？
实际上我是很不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却不得不承认，“问题”二字已摆在中国面前。
前些时，我出差外地的短短六七天内，又从电视中看到了关于十几岁女中学生虐待邻家一岁半男孩的新闻报道，那些画面着实令我震惊。
并且，我还看到这样一则电视新闻——在一个房间的角落，某市几名以赤背对着镜头的壮汉，在凶殴五名着消防服的新消防队员。拳脚攻击，煞是猛狠。我没听清报道语，但从消防服看，一定是发生在咱们中国的事。我既不愿相信那是真实的新闻，也不愿它被证实又是一条哗众取宠、唯恐天下不乱的假新闻。不论真假，都同样令我不知说什么好。正所谓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回到北京，在出租车里，听交通台节目——提到了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言他生前曾说：世界上君子仁人是不多的，坏人恶棍也是不多的，更多是不好不坏的人；他们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体。
这话说得符合从古至今的人类基本状况。中国如此，别国也如此。
从古至今之国人中的君子仁人，比之于外国的从古至今各方面素质良好的贵族人士、绅士，半点儿都不逊色。而外国的从古至今的坏人恶棍，也绝不比中国的强一点。举以上两类人为例来评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不太能比得出优势的。
我要强调——恰恰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不好不坏的大多数之素质如何，决定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怎样。
每个人是怎样的人，无非与以下先天的后天的影响有关：
基因决定的——斗牛犬生斗牛犬；导盲犬的后代天生与人亲近一些；而野狗必然生野狗。
从小所受的家教，从幼儿园到小学直到大学之学校教育的氛围熏陶、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决定人成年后是怎样的人。
文化之化人的力量。一个人从小浸淫在怎样的文化天地中，必然影响他或他的心性养成。
宗教传统的力量，它与文化之化人的力量可相提并论。
故每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先天的原因只占一点，后天的原因却占三点。后三点皆与社会形态有关，便也可以说，普遍的不好不坏的我们怎样，与社会影响关系密切。
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人，与社会之间又无非存在以下几种关系：
法律制约我们的行为；
家教、学校教育初塑我们的人格；
文化继续化我们，使我们乐于倾向于好的品德；
宗教在形而上的层面体恤我们，使我们有本能般的善良心与忏悔意识。
而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国人，大抵没有什么宗教情怀。众所周知，任何宗教传播，在中国曾被视为别有用心。
我们也缺少好的文化对我们心性的自幼启迪。我一直认为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而赖文艺来补最为相宜。以我的眼看，中国文艺的基本特征仍可用一个“斗”字概括，仿佛不斗，文艺便“艺”不成功了。我们这个国家也一下子跌入了娱乐至死的文化时代，想要补上好人文化谈何容易？
计划生育实行以后，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便都是宝，小太阳，小皇帝。不分贫富家庭，皆宠爱之极。原以为农村也许不至于。近年到过几处农村，发现农村父母与城市父母一样惯孩子。我认为独生子女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无兄弟姐妹的人，自幼无法体会手足之情，想不自我中心都不知怎样才算不自我中心。而一个既没被兄弟姐妹爱过，也没爱过兄弟姐妹的人，在与无血缘的他者的关系中，往往首先的反应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再全无宗教情怀，又没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的话，几乎便也只能不好不坏了。遇到利益冲突，不太坏就算好了。
故以我的眼看，不好不坏的我们这种大多数人，其实只不过是些仅靠法律惩罚来制约自己行为的人而已。
而这是很差劲的公民素质的尺度。
文化人士说——文化也只不过是学问，我们为什么就应背负提高公民素质的十字架呢？
老师们说——你们的儿女，凭什么你们不在良好的心性素质方面培养他们，把责任推给学校呢？对不起，我们只负责他们的升学率！
文艺家们说——现在是商业的时代，我们也是人，也得向钱看。
家长们，尤其家境贫寒的家长们便只有叹息——唉，从早到晚为挣一份低微的工资，真是累极了啊！我有那心，也没那精力了呀！孩子能健康成长便谢天谢地了，至于心性，顾不上了，随他去吧！
于是，政治意识形态来一厢情愿地管孩子们的心性问题了。
我在一所幼儿园里见过的一次情形，使我大为惊讶——孩子们一排排坐在小板凳上，皆很不情愿地看录像。
电视里的小明问：“爸爸爸爸，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呀？”
爸爸回答：“儿子，问得好，一定牢牢记住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
我暗想，等他们成了大学生，我们必得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一个当代文明人的基本素质了……
看来，希望似乎也只能还是寄托于好人文化的影响。
但若以好人文化来化成年人，多难的事啊！
但如果这是唯一希望，那么便该有些人来做——特理想主义地做。
否则又该怎么办呢？

关于民间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主要是由民生问题来决定的。当然，这是指处理好了民族问题的前提之下。
但人是高级的“动物”，只解决民生问题肯定是不够的。
民生质量要求，乃是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诸类民生诉求，皆须经由合法权利得以体现。
而一涉及权利，自然也就绕不开民主。
故民生与民主，是和谐社会的表里。正如一件较好的衣服要有“里子”，倘竟没有，尽管外表还中看，其实只不过是“样子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也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然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呢？
除了主流即官方一直毫不松懈地，不断加大力度所强化宣传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其他方面，估计善于自圆其说者不是太多。
1949年后，中国政治人士们一向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理论、政权纲领、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文艺属于文化范畴，也存在于教育界；故彼人士们一向认为，连文艺也应纳入上层建筑来看待之。文艺家们，自然也便都被视为或大或小地能够影响意识形态的人们了。因而是影响国家秩序稳定与否的人们，于是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们，于是成为宠辱不由自身的人们。当然，宠也罢，辱也罢，通常还是由得自身的。歌功颂德，必受宠也。反之，成为可包容的、被警惕的或活该受辱的人。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谓“意识形态”，不仅属于“上层建筑”，也分明属于“下层建筑”了。
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大趋势。
于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亦在所难免。
所谓意识形态，基本可分为三方面——政治人士们一定要强力推行的政治意识：知识分子们一定要努力发声的知识分子意识；民间必然存在的大众意识。
按照历史之悠久排序，民间意识形态由来最久，是以上两种意识形态的母体。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都是从民间意识形态分离出去的意识形态。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指的便是人类文明雏形乍现，民间意识形态也随之产生。其后，从民间孕育了古代知识分子，于是有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起先无不是民间之一员耳。
早期的世界没有政党，只有帝王集团。他们的种种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王权意识形态——总结权谋之术和提升统治之术的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乃近代以来，政党出现以后的意识形态。
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关系怎样，决定中国更深层的社会稳定与否，和谐与否。这是深于民生问题的稳定，也是深于民生问题的和谐。
1949年以后，政治意识形态试图控制民间意识形态的一概方面，扫荡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在民间的一概思想影响。连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共同底线——比如人道主义、同情心、道德感，亦一并以政治意识形态予以批判，希望借此手段，达到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之目的。
政治意识形态是强势的，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是弱势的；故民间意识形态只有慑服于现实，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只有沉默无声。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打压，此种独教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生诉求，于是成为大逆不道之事。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责任，于是被明哲保身所抵消。
但这等政治意识形态，不是起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因而是不可能持久的。
所以后来发生了“四·五”运动。
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都被专制的意识形态逼得走投无路了。完全丧失意识自由的空间不符合人性。民生问题不仅是吃饭和生存的问题，还是意识的生死有无问题。
“四人帮”任意地压迫人性，那么他们的覆灭遂成必然。
历史的教训，值得政治人士们注意。
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现状乃是——电台、电视台、某些报刊，仍由政治意识形态牢牢掌控。
知识分子的意识声音，在出版方面还具有一定传播空间。标准时松时紧，空间忽大忽小。
而民间意识形态，则将网络当成了“根据地”。这“根据地”如“星星之火”，每抓住机会，形成一下“燎原之势”。一下而已，一下又一下，“燎”一下即自行熄灭，却一下比一下声势强人，不可小觑。
所以依我看来，目前之中国，似乎正形成着“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局面。大幕已然拉开，“演义”还在后头。
政治意识形态仍是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分明的，已淡化了绝对权威，再难以独步天下了。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总体上并不能获得民间的信任。这乃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由于经常表现出投机性、谄媚性，每每沽名钓誉的急功近利性，在品质方面已被民间打了低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这自然是可悲的。但一个事实乃是，某些知识分子正开始重拾良知责任，发挥着促进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
而民间意识形态，虽然仿佛有了“根据地”，但得来太易，也就不知普遍珍惜，往往其声芜杂，宣泄多于理性，哗众取宠的表演多于发乎内心的表达。但毕竟的，有时真的伸张了正义。
总体上看，民间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基本上还是“草根”之声，而非公民之声。
哪一天“草根”阶层自觉到自己们是公民了，随之明了公民与社会的权利关系与义务关系了——那么民间意识形态在品质上就“飞跃”了，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就不但会留意倾听，而且要持敬畏的态度了。
于是，中国社会之深层和谐，将会有望在相互制约中达成……
2010年11月于京

关于城市建设中的符号滥觞与市民意愿表达的思考
这里所言之城市，主要指省会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这里所言之符号，主要指意在提升城市知名度的，力求具有城市名片性质的城标物——或者是美感建筑；或者是一处景观；一座雕塑；甚或，只不过是一块巨石。
放眼全国，近二十年间，中国之大多数省会城市，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旧貌换新颜”。并且，皆自认为已然拥有了城市名片性质的城标物，而相当普遍的是广场。过去一个时期内，某些省会城市暗中较劲，比建广场之大。尽管此种现象毁誉参半，但毕竟都已成为事实。
现在，中国城市建设的高潮，正由各省会城市转移向各个省的二三级城市。打造城市名片的急切冲动也随之转移。
这种意在提升城市知名度的现象，也同时体现为一种塑造城市图腾的文化现象。可以理解是一回事，理性与否，却是另外一回事。
而某些这方面的新闻报道一再表明，乏理性可言的塑造大有劳民伤财，形成滥觞的倾向。
君不见，“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亮四处显灵”。由此引发的属地之争，“你方唱罢我登场”，每呈白热化态势，令新闻界亢奋报导，乐不可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情况往往是这样——花落谁家尚未成定局，激争城市，其实各自都已先在“文化”二字上输了分。因为，即使冲动是文化性质的，若其表现特别浮躁，那也是会令人不以为然的。有的城市，甚至在考古依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不惜斥巨资修建了一些假古迹。还有的城市，不顾实际情况，冲动式的、盲目式的，急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结果令人大跌眼镜，闹出笑话。
综上所述，究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由于对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所抱是一种太过急功近利的态度。而且，此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又往往是政府官员们，并非大多数城市公民们的。说到底，还是一种“政绩工程”心理在作怪，也是一种GDP综合征的反应。
诚然，世界上许多城市是拥有名片性质的城标物的。也可以说，一座城市不论大小，想要拥有那样的名片，只要肯将钱花在这一方面，从前没有，后来也是完全可以有的。但问题往往也是，你认为你终于也有了，别人可能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别人有，城市因而著名，旅游业也因而受益；你也有了，却只不过有了，城市并未因而提升了知名度，旅游业也并未于是兴旺。尤其是，当一座城市管理方面给人以脏乱差的印象，文化气氛也几近于无，却引领人去看它的什么标志物，还要指着它自豪地说投入了巨资的话，那是很难令别人对一座城市肃然起敬的。倘别人还知道了，那城市里有着多少贫民尚待救济；还看到了那城市的周遭，农村里的情形是多么的一穷二白，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的。
一座城市的名片性城标物巨大无比，即使高耸入云，并不会必然引起人的好感。城市本身是主体，城标物只不过是附载体。
而一座城市它的大多数市民，如果在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民主参与的话语权很小很小，小到几乎没有的话，却肯定会引起人对它产生不好的感觉。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言九鼎，如从前的皇帝似的金口玉言，一人独大；而普遍市民参与缺位，想要参与却没有顺畅的意见通道，于是渐渐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或“参与”的唯一方式只不过是私下里骂娘——这是根本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也是不会符合人民大众的城市发展建设意愿的。
然而以上情况正发生在不少城市中。在那些城市里，长官意志铁板一块。往往是，一位第一把手前脚调走了，后来的第一把手对前任亲自抓的拆建项目大不以为然，全盘否定，另搞一套，再来一番拆和建。纳税人的钱，就在这种对拆建的过程中打了水漂。一言以蔽之，某些官员，似乎是将一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私有房地产，想怎么拆就怎么拆，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想到一个点子，那个点子就必须变成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即——一座城市它不是属于任何一位或一伙官员的，而是属于广大城市公民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各省市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城市发展建设的公民意见参与法规。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根本没有。中央政府应对此点有要求，有督察。而公民意见参与法规，不管怎样的千差万别，基本原则应该是相同的，一致的，即——充分保障城市最广大公民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话语权，充分保障城市最广大公民之意见的顺畅表达，充分体现城市最广大公民之愿望的实现。也就是说，一座城市的发展建设，必须是一个充分民主的过程。速度可以慢一点儿，但最广大城市公民之民主参与的机制不可没有。
我们相信，在此前提之下，每一座城市不但同样可以发展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且会更加唤起最广大城市公民对自己家乡城市的热爱。
同时，政府官员的民主意识，最广大城市公民的民主意识，也都将得到必要的提升……

“野草根”祭
“二……二……二小……走……了……”
电话里，从哈尔滨那端，传来二小的哥哥大小口吃的声音。很轻，但清楚，似乎就在我家的楼外给我打电话。
那是春节长假结束不久的一天。夜里我被颈椎病折磨得翻来覆去，天亮后头晕沉沉的。十点多钟，又平躺在硬板床上。电话铃响了几下，我懒得接，它也就不再吵我。不料我将要睡去，又响了……
头还在晕。
我微闭着双眼问：“走了？哪去了？……”
北方民间有句俗话是：“破车子，好揽载。”
指的便是我这一种人。
我常想，自己真的就仿佛一辆破车子，明明载不了世上许多愁，许多忧，些个有愁的人，有忧的人，却偏将他们的愁和他们的忧，一桩桩一件件放在我这辆破车子上，巴望我替他们化之解之。
而我，只不过是个写小说的，哪里能改善“草根族”们的生存难题呢？
但我又清楚，除了我，他们也没谁可求了。
我同时清楚，他们开口求我之前，内心里其实是惴惴不安的。他们也明白我其实并没多大的能力。他们往往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向我发出最后的求援吁呼。好比溺水之人，向岸上的人们伸最后一次手。而我，乃是岸上的人们中，和他们有种种撕扯不开的故旧关系的一个。倘我不相应地也伸出手去，他们就会放弃挣扎。我伸出我的手，他们便会再扑腾一会儿。我虽多次伸出过自己的手，却没有一次真正握住过他们谁的手，一下子将谁从生存的灭顶之灾拉上岸过。他们的命况出了转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不甘沉没救了自己。
“别急，让我们一块儿来想想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我将尽力而为！”
这是我每说的话。
而就意味着我作了承诺。于是便揽了一件难事。于是自己便有了种烦和忧。于是，也便似乎有了责任和义务。
我第一次听到“草根族”这一种说法，是十几年前的事。一位从国外进修电影回来的朋友说的。他对我的一篇小说发生兴趣，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并且决心一试牛耳，亲自执导。那剧本就起了个名是《野草根》。
我问：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他说：你小说写的是底层民生形态啊。
我说：那就叫《底层》不好么？
他认为太直白了，没意味。
我说：高尔基曾写过一部话剧剧本，便是以《底层》这一剧名公演的。
他说：国外目前将底层民众叫草根族，你的小说反映的是底层的底层的民生，自然死活于社会关怀半径以外的群体，所以该叫《野草根》，我挺欣赏我起的名字的，你依我吧！
我见他那么坚持，依了他。
但他没拍成，剧本审查时被枪毙了。在我预料之中，在他预料之外。
后来，中国对于底层的底层之民众，有了比较人情味的一种说法，叫“弱势群体”。这说法中包含着关注与体恤的意思。然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之“弱势群体”，或曰“野草根”族，似乎不是在减少着，而是在增多着。有时，则减与增的现象并存，这一行业在减着，那一行业在增着；此地减，彼地增。而谁一旦被列入增数里，谁的命况也就比底层更低了一层。谁也就由“草根族”而“野草根”了……
二小是“野草根”二十余年了。死前无栖身之所，自然也就没家。还往往没工作。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的二小，除了摆摊，要在当今职业竞争严酷的社会找到一份能相对干得长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将我的哥哥从哈尔滨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我不想哥哥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所以在西三旗买了房子，决心给哥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我在那样打算时，心中便想到了二小。我的哥哥是由我的四弟和二小护送至北京的。
我当时对二小说：“这儿既是大哥的家，也是你的家。你和大哥，以后相依为命吧！我把大哥托付给你照顾最放心。”
三室一厅敞敞亮亮的房子，一切家具皆新。电视机、影碟机、冰箱、洗衣机，应有尽有。还有电子琴，还有空调，还有摆满了书的书橱，还有文房四宝，还有象棋、围棋和扑克……
我的哥哥和二小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给二小每月的工资是七百元。
生活费由我来负担。哥哥吸烟很凶，二小也是烟民，且有那么点儿酒瘾。
我说：“二小，这都没关系的。只要适量，不危害身体。烟酒你千万不要花自己的钱买，二哥会经常给你们送来，断不了你们的就是。你的工资基本不必动，存着，一年就是八千多。几年后，二哥再支援你一笔钱，你也算有点儿小小的本钱可以去扑奔你的人生了！”
二小喏喏连声。
从此我就少了两份心事。一份是牵挂于我的哥哥；一份是牵挂于二小。两份心事，都曾使我彻夜难眠过。
二小把我的哥哥照顾得很好。凭良心讲，比我这个当亲弟弟的做得还好。我对二小的感激也常溢于言表。那小区有人曾私下向我告二小的状，说哪天哪天，二小将我的哥哥锁在家，自己去小饭店里喝酒；哪天哪天，十点以后，二小才从外边回小区。言下之意，是二小不定往什么不干净的地方鬼混去了。
而我总是笑笑。
终日与我的哥哥相厮守，我理解二小那一份大寂寞。尽管我常去陪他们住。
我便每每提醒二小：北京和别的城市一样，也有进行非法勾当和肮脏交易的场所，也有专布泥潭设陷阱诱别人入彀的阴险邪狞之徒，要善于识别，避免沾染其污其秽。
二小便也每诅咒发誓般地回答：“二哥，我能做让你失望的事么？”
二小确实没做过那样的事。起码在北京是没做过的。起码，没使我起过疑心。
有人又背地里向我告他的状，说他剪一次发花了八十多元。
我便问他：“二小，你的头发，是花八十多元剪的么？”
二小说：“是啊，二哥。”
我又问：“头发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头发。咱们男人，花那么多钱剪一次发干什么呢？”
二小说：“二哥，我才四十多岁，头发就快白一半了。不染，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伤心。用好点儿的染发剂，就那个价。”
我想了想，掏出一百元钱给二小。
我说：“二哥是舍不得你花自己的钱。你以后剪发的钱，二哥补贴给你就是了。”
二小哪里肯接呢！
我逼他收下，并说：“就这么定了。”
半年后，二小带我的哥哥回了一次哈尔滨，我给他带上了两千元钱。十天后，二小和我的哥哥回北京，两千元全花光了。
我的弟弟妹妹因而对我有看法，抱怨二小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我说：“我们的哥哥三十余年在精神病院，几乎没快乐过。二小二十余年人生无着落，受了不少苦。哥哥是我们的手足，二小是老邻居的孩子，我和你们都因有家庭有工作而不能全身心照顾哥哥，二小替我们照顾着了。我认为他照顾得很好，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二小。平均下来，他和大哥，也不过每人每天才花一百多元。不算多。不能以平常过生活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一次的花费。”
二小回到北京，内疚地对我说：“二哥，我花钱花得太冒了，连车票都是借钱买的，你扣我一月工资吧！”
我说：“别胡思乱想。车票钱，二哥还。但你以后应该明白，二哥虽有些稿费收入，却来之不易啊！何况我也不是为了稿费才写作。总之我认为，节俭是美德。你不是靠技能挣钱的人，花钱大手大脚，会给别人不好的印象。”
二小脸红了。
我若批评二小，一向点到为止。
二小对我的话，也从不当耳旁风，一向铭记于心。
这使我欣慰。
一年多以后，二小有日忽然对我说：“二哥，你救人就救到底吧！”
我不禁一怔。
二小紧接着说：“二哥，给我找个老婆，替我成个家吧！”
我沉吟起来。
“二哥，求求你了！我都四十多岁了，还不知道女人的滋味啊！我有时喝酒，那是借酒浇愁呀！”
我心一阵难过。
我说：“那你们住哪儿呢？”
二小说：“这不三个房间么？我们两口子一间卧室！大哥一间；空一间你来时住，我们永不侵占。”
我说：“二小，像你目前这种情况，哪个能自食其力的女人肯嫁给你呢？如果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一家三口再陷入生活的困境，我除了赡养大哥，除了周济弟弟妹妹，再负担起对你们一家三口的责任来，二哥还有一天安心的日子过么？别忘了，二哥也五十多了。你断不可以有一生依赖于我的念头！二哥请你来照料大哥，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你是，对大哥也是。大哥今后还是要由我来陪过一生的。而你，要在五年内攒下笔钱，也要养好身体。五年后，你才四十七八，身体健康，到时二哥再帮你一笔钱。那时，你考虑成家不迟啊！……”
二小于是默然，也有几分怅怅然怏怏然。
……
我这辆“破车子”，已越来越感超载的滞重，实在不敢再让二小拖家带口地坐在我这辆“破车子”上了。那么一种情形，我连想一想都慌恐。
那一年的春节刚过，大小突然来到北京，预先也没打个招呼。
两天后，我被二小找去，说有急事。
见了面，兄弟俩坐我对面，大小给了我一张诊断书，郁郁地说：“二哥你看咋办？”
那诊断书上写着：二小的肺结核又复发了，且正有传染性。
大小将二小接回了哈尔滨。
我给他们带上了一万元钱。
几天后，我说服哥哥，住进了朝阳区的一家精神病托管医院。
半个月后，惦着二小，又托人捎回了五千元钱。
一个月后，二小从哈市郊县的一所医院来电话，说住院费每天就得三百多元。
我明白他的意思，再次电汇五千……
又住院了的哥哥，我每去看他，他总说：“二小怎么还没从哈尔滨回来？写信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快回北京来接我出院。”
我说：“哥呀，二小的病还没养好啊！怕他传染你啊！”
哥哥说：“我不怕。写信太慢了，打电话催他回来！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
我暗想，我的老哥哥呀，你不怕，我怕啊！你精神不好，再患上肺结核，连住院都没医院收了，我可该怎么办？……
再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了二小的音讯。
再再后来，听说他在这儿或那儿干点儿活。
别人曾替我分析，说二小兄弟俩的话未必全可信。暗示我那也许是他们兄弟俩做的一个圈套，多骗我些钱去先花着……
我不信。
我始终觉得二小他本质上是我家老邻居的一个好孩子。始终认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
即使他们真的骗了我，我也宁愿原谅他们。因为那肯定的是由于他们面临难言的困境。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二小的电话，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挣钱很少。
我问多少钱？
他说才三百多元。
我问累不累？
他说倒不累，替人看一个摊子。
我问住哪儿？
他说还能住哪儿呢？又厚着脸皮住妹妹家了呗！
他说：“二哥，我想回北京，还照顾大哥。”
我说：“二小呀，大哥刚刚适应了医院，出出入入，一反一复的，对大哥的病情不好啊！”
电话那一端，二小沉默良久后，低声问：“二哥，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这一问，也将我问得不禁沉默了片刻。
“二哥，你要不管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指望了。”
二小的声音，悲悲切切。
我反问：“二小，缺不缺钱？”
二小说：“二哥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钱的意思。你寄来的钱，我还有两千多元没花。”
我说：“二小，听着。一名下岗工人的最高抚恤金，也不过三百多元。而且他们有子女，要供子女上学。你挣得确实少，但你毕竟已开始自食其力。这是你在社会上的起点。你应该坚持一个时期。如果你确实缺钱了，就打电话告诉二哥。但别一开口五万十万地要，那二哥给不起。二哥出一本内容全新的书，也不过才三万左右的稿费。但五千六千二哥是舍得寄给你的。而且，依二哥算来，当可使你过上半年。市郊租一间有家具的小房，不过二百元；一个人每月四百元生活费，也算可以了。所以，我再给你寄钱，半年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就不应该再开口向我言钱。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二小你一定要学会节俭地活着。你照顾大哥的一年多，二哥曾给你开的工资，你是怎么都花掉的呢？……”
那一天，我在电话里批评了二小。
最后我说：“我不愿你流落街头。但哪一天你真的陷入绝境，那也不要怕，有你二哥呢！”
二小在电话那端情绪乐观了。
他说：“二哥，这我就放心地活着了。”
后来大小来电话麻烦我，我关心地问起二小，他说二小在烧锅炉，一个月挣四五百了。
我说了那不是很累的活么？他是肺结核病人，怎么干得了呢？
大小说：现在取暖都改烧油了，不烧煤了，不累。但是责任大，要留心看仪器……
我心遂安。
……
又很久没有二小的消息了。
我想，他在社会上四处乞讨似的讨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最低等的机会而已。最终恐怕还是觉得，陪伴一个老邻居家的患了三十余年精神病的大哥，依赖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提供住处和饭食，并每月给开七百元“工资”，对于他更是一种较好的活法。即使一辈子。即使我这位“二哥”曾明确告诉他，指望我给他娶个老婆成个家，是多么不现实的念头。
但我却不像他那么想。我一直很理性地认为，陪伴我的哥哥无论对于二小还是对于我的哥哥，都只能是一个时期内的事。当时二小瘦得可怜，身体状况看去比我的哥哥还差。倘我不做出那一种安排，他是活不了多久的。事实上他当时正是处于人生的绝境。
我希望他早有人生的另外一种出路，而我的哥哥的余生由我来负责。
我觉得他总算是找到了出路。
所以当大小在电话的那一端告诉我“二小走了”，我一时不能明白大小的话，以为二小不干那份烧锅炉的活，离开哈尔滨到外地谋另一种人生去了。
我竟有些生气，又说：“那活不是不累么？不是工资也不算低么？不是还有住处么？他跟你商议了么？你也同意他走了么？……”
我接连问过之后，大小在电话那端沉默。
“你怎么不说话？”
我断定大小也是同意了的，直想在电话里冲大小发火。
不料大小想快而快不了地回答：“二……二小……死……死了……我……我们刚……刚把他……火化……”
我一时握着话筒呆住。头也突然的不晕沉了。如同被医术很高的中医师，将一枚银针深深地捻入我足以使头脑清醒的穴位。它仿佛扎在我一根既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了。那一根神经每使我对生死之真相陷于宿命的悲观。
大小的声音，听来平静。似乎在通知我一件纠缠了他很久也使他很累很无奈而原本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之事终于彻底结束，一了百了。
“野草根”们的亲情，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反而更加温暖更加密切。事实上好比干旱来临时非洲原野上的野生动物，各顾各成了一种不二法则。
我低声问：“怎么才告诉我？”
连自己都听出了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大小反问：“二哥，早两天告诉你，你能为二小回哈尔滨么？”
声音仍那么的平静。
奇怪，这话，大小倒说得一点儿都不口吃了。仿佛是背了一百遍的一句证词。
我，只有缄默。
大小告诉我，二小是这么死的——端着他的一大瓶茶水，下什么跳板，一失足，从高处摔下，头脑撞磕于水泥台的尖角，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头肿大得不成样子，三天后就死了。
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北京，大哥，二哥……”
我心一阵酸楚。
……
现在，二小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
我去医院探视我的哥哥，他必问：“给二小打电话了么？他什么时候来北京？不是让你告诉他，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么？……”
我只有支吾搪塞而已。
野草根，野草根，野草根呵，人命一旦若此，那是如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既陪伴不起，也实际上安慰不了的。
有时我放眼望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之众的国家，“草根族”竟比比皆是起来；似乎，还在一茬一茬地增多着。
而我，由于来自于他们，便从根上连着他们的根。斩不断，理还乱。优越于他们，却也只有徒自地优越于他们，并一再地辜负于他们。
我这辆“破车子”，怎载得了人世间许多困苦艰难？
也只有写下些劳什子文字，祭我和他们曾经同根的那一种破絮般的人生之缘，并安慰一下自己的无能为力……

第三只眼看中国
每当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将来，必会联想到鲁迅先生那几句著名的诗：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
我读鲁迅的书，发现他即使不是喜欢用感叹号的，也肯定是不吝用的。他们的时代，是字里行间感叹号频现的时代。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是那样的？在那样的时代！
然鲁迅先生的《人与时》，几行文字竟平和极了，连些微的激情也看不出的。甚而，分明还很索寞。仿佛原不想说，或懒得说，自觉根本不说最好。却不知怎的，淡淡地又说了。说得显然勉强，透出大的无奈，还有惆怅……
现在之中国，凡印在纸上了的铅字，应用感叹号的现象，真的是少见了。现在之中国，孔子又特别地风光。孔子的话，大抵总是说得不动声色。于是现在全中国，经常公开说话的人，都娴熟把握着有话好好说的技巧了。
我不但要借用鲁迅先生的诗，还要加上我自己的两句。并且，于这四平八稳得特不真实的时代，加上其实我倒不常用的感叹号：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活在当下却说从前好的中国人，无疑是有的。但估计不会很多。据我所知，十之八九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说从前好的。从前他们的日子太苦了！现在，起码他们可以不交土地税了。与从前相比，日子毕竟过得去。
依我想来，说现在好的中国人，当是最多的吧？一个中国人，不计属于哪一阶层，只要他或她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只要稍微客观一点，大概都会承认现在比从前好吧。
但是，多数说现在好的中国人肯定并不愿意永远留在现在。进言之，大概没有多少中国人会觉得现在简直好得不得了。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权钱交易花样迭出……根本没有好到使大多数人不去想将来的程度！也有人觉得现在之中国已经好得不得了啦。他们认为，最好是——已经好得不得了的中国，永远停留于现在这么一种状态。永远永远，千秋万代。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中国人呢？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至于将来——他们是极其害怕将来的。因为，将来既曰将来，比之于现在，中国总是要多少再进步一些的。人民对社会财富分配原则公平与否的意识，也总是会比现在更觉悟一些的。那样的将来，他们是忧虑它的临近的。如果他们能够，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那样的将来焊进保险箱，埋入百米地下的，就像潘多拉所做的那样——狡猾，贪婪，荒淫，伪诈，全释放出来，只将希望盖住在那只魔匣里。他们并不傻，而且几乎可以说个个绝顶聪明，所以他们明白将来是阻挡不了的，所以他们几乎皆留一手，于公众面前扮演着爱中国之现在的强烈的爱国者，背地里却将家眷们——移民到国外去了，非诚实劳动所得的大笔大笔的钱款，自然也都存入了国外账户。而他们兜里，时常揣着一份甚至多份的别国护照……
假设鲁迅先生仍活在今天，假设他某日振臂一呼：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结果会是怎样呢？绝大多数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城市贫民、平民，乃至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没被腐败所同化所收买的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万众响应。他们才是真的爱国者。
他们爱中国之将来，乃源自于人爱好社会好生活的本能。爱国而爱得本能，那才是真的爱国！一个事实是那么的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好生活，根本不可能在国外，只可能在中国。既然在中国之现在还无法兑现，那么也只有希望于将来。
那些动辄利益最大化，却从不言利益公平化、人性化的中国人，是巴不得中国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的。这样的中国人的爱国表现，其实是演戏。演戏是为了利益最大最大化——个人的，或利益集团的。
那些表现爱国表现得极生动，可是显然只爱中国之现在，一听有人提倡改变一下现在就大光其火的中国人，是中国的刑外罪人。不改变现在，将来又从何有之？阻挡一国之将来，还不是一国之罪人吗？
哪些人希望中国是一个永远“现在化”的中国，哪些人希望中国之将来是非“现在化”的中国，这足以判断什么人真爱国，什么人却只不过爱自己以及自己那个集团在中国的现在时利益。
“现在化”是不可持续的。只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的中国真的成为我们“可爱的中国”。中国还不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中国必得不断挣脱“现在化”的羁绊，不断地朝将来迈进。中国之“现代化”在将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庞大的经济体”——别国在谈到中国时惯用的一种说法。某些中国人一听到说我们大，往往便以为是在夸我们。细思之，那一种说法之中隐含着不言自明的不敬。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公民，听到别国人仅仅将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会沾沾自喜。一个国家可敬与否，除了经济，肯定还须看别的要素。正如一个人可敬与否，别人并不仅仅看他有多少钱财。
即使美女在一扇可以回到从前的门内笑嘻嘻地向我招手，我也绝不回到从前。即使我周围之人全都在天花乱坠地说现在多么多么的好，人生苦短，何必想什么将来，我也还是要一再地想。即使我肯定活不到比“现在”现代起来的将来，我也坚信它的不可阻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国富民强”这一非常“中国特色”的理念，将会被“民富国强”这一更基准的国家理念所取代。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要让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那么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各级政府替人民管理社会的权力，将越来越多与人民监督它们的权力渐趋平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民主在中国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但，不会再是由什么民主运动而实现的。中国人其实对运动早已经腻歪了，这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民主，实乃中国人所要也，但是中国人更希望它是水到渠成之事。它真能这样实现吗？我坚信，将来的政治智者，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最大程度的民主目标。当然，这需要现在有人为民主发声，虽受打压而无怨无悔。现在没有这样一些人，30年后之中国必定仍是现在这般拜权媚富的中国，也便注定没有什么政治智者出现。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不论台湾哪一党派执政，海峡两岸必将实现统一。与最大程度民主化了的大陆终于统一，绝不会成为台湾同胞多么不快的事。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疆独”“藏独”之活动将越来越式微，而不会相反。因为，一个国家之现代的民主的程度越大，一切搞独立的人士的借口也就越来越小。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世界上某些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憎、怨毒将逐步化解，对于我们地球家园共同的忧患意识，将上升为人类共同的“课题”。
我坚信，未来的30年，是人类深刻反省的30年，也是中国以现代理念对现在实行“修正主义”的30年……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一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躁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问题。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更深层的情况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五十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阵有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太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中国台湾，腐败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里，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而是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
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十六亿多一些，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信仰。据我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出去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会在背后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李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罄。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三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站长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但是它发表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发行不过几千册，十三亿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们今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带来了，而且读给你们听，让你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十六岁就下乡，后来成为兵团通信连一员。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隐蔽在一处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三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贴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扬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二十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便让女儿偷偷接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疼痛，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不远，都在民族学院。费孝通来了，当时也没有开夜诊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七十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畏是连动物也有的表现。畏极于是害怕，怕极于是恐惧。畏之表现，不敢轻易冒犯耳。此点在动物界，比在人类社会更加司空见惯。因所谓动物界，乃杂类同属。而人类的社会，毕竟是同类共处。
在动物界，大到虎豹狮熊、象犀鳄蟒，小到蜈蝎螳螂、甲虫蝼蚁，若遭遇了个碰头对面，倘都是不好惹的，并且都本能地感到对方是不好惹的，便相畏。常见的情况是，彼此示威一番之后，各自匆匆抹身而去。
在人类，这种情形每被说成是——各自心中掂量再三，皆未敢轻举妄动，明智互避。确乎，此时之互避，实为明智选择。但如果一方明显强势，一方明显弱势，那么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从前的人类社会，后者之畏，不必形容。为什么要强调是从前的社会呢？乃因从前的社会，人分高低贵贱的种种等级。这一种分，延及种族、姓氏与性别。小官见到大官、大官见到皇帝乃至皇亲国戚，也是不可能不畏的。在种族歧视猖獗时代的美国，黑人远远望见白人，通常总是会退避开去的。大抵如此。
在特别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畏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人类心理的一种遗传基因。故那时的“民”，快乐指数是很低的，须活得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他的天敌不但有动物界凶猛邪毒的大小诸类，还有天降之灾，更有形形色色自己的同类。“宦海多厄”“如履薄冰”“官大一级压死人”“伴君如伴虎”，这些文言俗语，或是受畏压迫的官们的自白，或是看得分明的非官场人士们的观察心得。官们尚且活得如此不潇洒，百姓又哪里来的多少快乐呢？故很久很久以前的“民”，又被称为“草民”“愚民”“贱民”。不仁的权贵者可践踏也，可羞戏也，可欺辱也。
现代了的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格的互尊，人权的平等。人格是译语，最直接的意思其实是“界”，暗示着彼人也，吾亦人也，同属“人”界，勿犯于我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天赋人权”，人皆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由是，在人类的社会中，人畏人的现象，便渐渐少了许多。
人遭动物的进攻和伤害的概率小了，人对自然灾害的预知能力提高了，抗击能力增强了，控制能力加大了。人对人的畏，如上所述，也几乎全变成历史记忆了——那么，人是否就可以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呢？
人类感到人类还不应该这样。
因为现代了的人类，头脑是更智慧了。而天不怕地不怕是反智慧的，正如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
于是我们人类从以往的宗教中、文化中、习俗中，筛选出某些仍有必要保留，保留将有益无害的成果，加以补充，加以修正，加以完善，加以规范，使之成为原则，并以另一种畏的虔诚态度对待之，便是敬畏。
值得人类敬畏的事已经不多了，却更有质量了。
比如法律，人类每曰之为“神圣的法律”。法律无情，故人畏之；法律公正，故人敬之；法律的天平一旦歪斜，全社会的心理平衡便紊乱了。所以人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这种敬畏符合普遍之人的理性。
但世界上所有的法典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尽然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是非问题。有相当多归不进法律的是非问题，依然和人类的心是怎样的有关。
所以除了法律，人类的文化主张还要敬畏良心的谴责。良心者，好的心。善为好，故良心首先是善良的心。倘不善良，一颗搏动了80年的心，即使还像运动健将的心一般跳得强劲有力，那也只能说是一颗好的心脏而已。这样的人，是没良心可言的。没良心可言的人，好难以长久，虽不好但也不至于坏的人，其坏是迟早之事。因为，他以为他没犯法，而实际上，他已站在法律电网的边沿，任何一阵诱惑的风，都极可能使他跌入犯法的罪过坑里。并且，站在法律边沿之人，每有一种试探法律权威的冒险念头，以及擦边而过的侥幸者的沾沾自喜，这也都是最终导致其跌下去的原因。
良心不在法律的边上。良心在法律的上空，无时无刻地照耀着法律。故良心又叫“天良”，虽无形，但有质。倘无良心的照耀，连法官也会成为坏法官，结果导致法律腐败。故，人类也要敬畏天良之谴责。生命不仅对人只有一次，对一切生物也只有一次。故生命对一切使地球现象丰富的、美好的、有趣的生物，不但是宝贵的，而且具有神圣性。除了不仅有害于人类，同时也有害于绝大多数别种生物的害虫、病菌，人也应对一切生命予以珍视。爱一物之生，怜一物之死，此曰敬畏生死。敬生不等于畏死，畏死乃指不敢于轻生。既不轻人类自己的生，也不轻别种生物的生。并且，连对尸体也当尊重。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规，万物有法则。”人还应敬畏于自然界的秩序。急功近利地或无端地破坏自然秩序的行为，将使人类受到严厉惩罚。所幸，今日之人类，对此有共识。
敬畏非是由畏而敬。害怕的心理，其实不能油然转化为敬意。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不是畏别的，畏己之冒犯之念也。一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倘几乎没有什么敬畏，是很可怕，最终也将是很可悲的。
我们中国，时至今日，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还是无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并且必须做出诚实回答的问题。由而想到——有轻生少女犹豫于高楼，我同胞围观“白相”者众，且有人喊：“姐们儿快跳啊，别让大家等急了！”
由而想到——七八个大学学子为救溺水儿童，其中三人献出宝贵生命，所谓“捞尸船”上的人，竟以铁钩钩肤、绳索系腕，任几小时前还是朝气青年的尸体浸泡江中，却指手画脚，狮子大张口，在船头、岸上抬高其价！
那三名大学生孩子，真是死得让人心疼，死后还让人心疼！那些个“捞尸人”，那样子对待同胞，那样子对待同胞中的殉身的孩子，还有半点儿天良吗？这等事，我敢说，除了发生在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断不会再发生于别的任何国家。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要说：“救救大人！”谁帮中国的某些大人们，找回敬畏之心，找回天良？！连大人都越来越丧失了的，又凭什么指望我们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有？！”

城市化进程化什么？
中国之发展，看目前，忧虑在城市，机遇在城市，挑战亦在城市。看未来，忧虑在农村，机遇在农村，挑战亦在农村——我想，这便是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这一国家发展思路形成的初衷吧？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五亿多城市人口和七亿多农村人口结构为人口中国的概念。这意味着，几乎可以说中国是由两个“国家”合并而成的一个人口超级大国——一个正在现代化轨道上高速发展的城市中国；一个还不能完全达到机械化生产水平，小农生产方式比比皆是的农村中国。
这使中国的发展变化呈现撕裂状态。
城市化进程正是要弥合撕裂状态。否则，相比于农村人口仅占百分之几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世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农业的世界向城市的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一点究竟对于人类福兮祸兮，至今莫衷一是。有一点却已被事实证明了——哪一个国家的人口最大限度地城市化了，哪一个国家的综合强国指标更高一些。只能这么认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而要使七亿多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五年计划”这种计划是不适应的。“五十年计划”还较为现实。即使化七亿多农村人口的一半，那也需要在中国又涌现出六百几十个50万人口的城市。而50万人口的城市，在欧美发达国家是中等城市——那将靠多少个“五十年计划”才能实现呢？
故依我看来，“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首先是促进中国之乡镇的县城化；以及促进中国之县城的规模化。中国之乡镇的数量可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中国之县城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事实上乡镇和县城都在本能地扩大范围，迅增人口。它们是两三亿进入到大城市打工的当代农村青壮人口改变命运，成为城市人口的更实际的选择。
“农村城市化”只不过是一种姑妄言之的说法。农村没有必要城市化，但却一定要使一部分又一部分的农村人口“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一个要由几代人来“化”的过程，大多数当今一代农村人口，只能先“化”为镇县人口。“化”得成功，亦属幸运。
这种“化”，首先要体现在两种人的思想方面——政府官员与向往成为城市人的青壮农民。
第一种人们，不要认为自己的使命仅仅是建设好省城；要替本省长远思考、规划，意识到将来省与省之间比的，肯定不仅仅是省城如何，而是县城面貌怎样？小镇风格怎样？对于本省甚至外省的农民，具有多大落户吸引力？
第二种人们，也就是当下候鸟般的青壮农民，他们也有必要明了——与其自甘作为大城市的弱等市民生存在它的褶皱里，莫如带着在大都市辛辛苦苦挣的钱，赶快相中一个发展前景良好的小镇或县城，趁早置下一处房产，以为打工人生未雨绸缪，妥备退路。别看某些小镇现在小，三十年后也许就是一座美丽县城了；别看某些县城现在不起眼，三十年后也许就出落得令人刮目而视了。
当然，以上是往好了说。这种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局面状况，例如耕地的滥占、环境的污染、建设的任意性、粗劣性、急功近利性——凡此种种，也是要在思想上“化”在前边的。

中国的兵
我常想，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堪称一流的骄傲？
是我们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么？
当然，这确是值得骄傲的。但这悠久的历史，又为什么并没有使我们成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最文明的国家呢？这么一想，我也不禁每每对我们的历史投注批判的目光，并一再地发现它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之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
是我们的高山大河或者是我们的名胜古迹么？
那么对于这个世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土上，同样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山大河或者肃然起敬的名胜古迹。
是编钟？
是兵马俑？
是故宫？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科技落伍，使我们虚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导我们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代，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安慰……
的确，我们落后得太久了！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项代表国家先进程度的指数表上名次靠后……
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当代性的骄傲，值得我们足以自豪地面对世界大声说——看，我们中国的！同时是世界一流的吗？！
我想说——中国人，别太自卑，我们有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呀！
虽然，我们的兵，中国的兵，军装未必是世界上质地最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也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每个兵每月的零花钱，较之世界各国则又是很低很低的，低到只相当几美元的程度——但是啊，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兵，中国的兵，几乎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呀！
虽然，我们以这样一种敬爱之情来看待我们的兵，也许会遭到某些高傲的外国先生们和女士们的讥笑与嘲讽，但我们何必因他们的不屑而唔唔哝哝？难道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安危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富有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的兵么？
如若不信，那么就请每天晚上看看电视吧，看看那些年轻的兵们，是怎样出生入死地踊跃在抗洪险地的吧！
这些兵啊，他们是那么年轻！脱了军装，他们将皆被视为邻家的孩子！他们的平均年龄，不是只比某些惯称自己为“男孩儿”和“女孩儿”的青年人小，而绝不会比他们和她们大么？
军装使他们成为了兵。
他们一旦是兵，在任何人面前，似乎便都没了年龄的意识，而只具有了兵的责任兵的自觉！
军装剥夺了他们逃避凶险躲避崇高的权利，而那正是我们不是兵的人本能和自授的特权……
我们无法想象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面对超越近代历史纪录的洪灾水患，他们的兵会以怎样先进的设备先进的器材先进的方式方法维堤护坝？
而我们的兵，用的只不过是沙袋、土袋，一千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拦水抗洪的。还有他们的身躯。他们的身躯和我们和一千年几千年前的人类没有任何区别。同样的是血肉之躯，同样的超过体力的极限就会晕倒。然而他们竟时刻准备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牢固的堤坝！为的是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兵其实都具有这一种牺牲精神。但这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他们自我牺牲的精神，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兵都更突出……
如果他们中有人牺牲了，军队不可能预先为他们的生命上了高额保险……
也可以肯定，其后他们中某些人，将被授予军功章或证书。某些班排连队，将被集体授予某种光荣称号……
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默默地继续是普通一兵，将一如既往地到期复员。在复员之前，倘又奉命救灾，他们仍将充分地做好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
也许，只有被他们所救的人，才会长久地记住他们年轻的脸……
也许，只有当别人提起时，他们才会淡淡地说——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我也参加过……
这些年纪轻轻的人民子弟兵呀，怎能叫老百姓不亲他们不爱他们？
我们的人民，在洪水面前所显示的精神也无疑是奋勇的。我们尤其要赞叹我们的兵，乃因他们首先是人民的子弟，其后才是兵。而这，亦正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
我还要说，当我们城里人再遇见一名乡下的少女，或中年汉子，我们万勿歧视他们了。万勿以我们城里人那点儿不足以是资格的资格，对他们冷眼相视了。因为，他们可能正是我们某一子弟兵的妹妹，或父兄。他们的哥哥、弟弟，或儿子，也许正是这一九九八年惊心动魄的抗洪一页中，最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一个兵啊！
我不是宗教徒。
但我最后要虔诚地说——上帝保佑我一九九八年抗洪抢险的兵！……

越民主，越成熟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独裁肯定专制。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儿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茬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并未“免受恐惧”的自由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了“国课”的高度。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是政治平台上的人物们，在向全民交出民主的论文。
一个国家民主化了，意味着它在政治上成功了。越民主，越成熟。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靠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万万中国人呢？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故人往事
1979年春，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隐藏着我这么个人。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这么说了。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
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潘冬子”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仁”。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我迷惑地望着他。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我问：“知道什么了？”“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我呆住了。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他的目光那么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起进入了会议室。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会议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家中去玩。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方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他笑笑，说：“这不是蛮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诉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世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分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分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
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
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是谈的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人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
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再未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
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
《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
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大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却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论了。
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这样写道：“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知识方面的贡献。共产党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贡献。因而‘布衣精神’不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吴老，您是知识分子，您亦是老共产党员。从这两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将“布衣精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原则的，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原则的。您对这种精神，怀着一种儿童般的执着锲而不舍。但愿我到了您那样的年纪，能有资格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说：“我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清清白白地写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辈子人，没损害过侵占过或变相侵占过老百姓一丁点儿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良、的卡、混纺、其他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您正是在身后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叹，召唤着一种党风，召唤着一种党的干部之风啊！
现实真真有愧于您生前那儿童般执着的信念和寓言般朴素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致，一向是崇尚权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应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应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识的良好风气开始发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属于国家的财富，巨细无遗，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权力已在他们手上。
“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幸而如今开始这样做了；吴老，这对您定是一个好信息吧！

我的使命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蹿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事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描。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吓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他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么？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的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做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没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小穷山沟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做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的已经到来了，还逞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的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折一衷。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呆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某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唐·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致北大“爱心社”同学们的信
××× 同学：
来信收到，延至今日，迟复为歉。
我尚不详知你们的“爱心社”是否已然是一个“社”了，抑或刚是一个萌发中的念头？但毕竟的，愿望始于心，宗旨立于爱，乃好的意识，善的播植，故我是不能给你们泼冷水的。
我们的共和国在“理想王国”的涅槃空间飞升了四十几年，而那系索却一直拴在贫穷的大地上。结果是飞升到一定的高度，但停止在涅槃空间了。理想是要以始终的飞升作为驱动力的。停止则必导致涅槃的爆破，而涅槃爆破的结果，却又大抵只有一个，便是理想的碎片飘零在最不堪的现实的泥淖中。纵观人类的精神的历程，大抵如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许现实并非怎样的不堪，也许现实的大地只不过崎岖还算不上是泥淖，但是从“形而上”的理想王国坠到“形而下”的现实王国，其落差对于普遍之众的心理影响，的确可能是咄咄逼人甚至触目惊心的。
现在的中国之事，政治家们往往是从政治的层面去思考和分析；经济学家们又似乎太是一批纯粹的经济动物，着眼点似乎除了投在赤裸裸的“剩余价值”方面，并不想也不愿将目光稍微移向它的别处。社会心理的嬗变、裂变、紊乱和明嚣暗涌，似乎成了无人关注的荒芜地带，文化人们本应在这方面起到政治家、经济学家起不到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正日渐消弭，日渐被无可奈何所取代。从三分的情愿七分的不情愿往七分的情愿三分的不情愿逐流而去……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健朗，是保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切大举措成功的三要素，是它的一切大举措的三角支架。
而只要我们睁大眼睛扫描现实，我们就不能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某些丑陋的、邪恶的、残忍的，几近于疯狂的社会现象，正从各方面污染着普遍的人心。国人对于自己同胞的仁爱之心几近泯灭。见死不救的例子举不胜举。某些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今天的事，在这个地球上而论也是耸人听闻的。对于全人类的文明世纪，都意味着是一种耻辱、一种亵渎、一种大不体面。
所以，我是将同学们发起成立“爱心社”的愿望，归结为希望对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心态施加良好影响来思考的。这一种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若全然没有了一些人的这样的一点儿虔诚的冲动，那么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也就快拉倒了。还遑论什么改革什么振兴中华？
我想，这样的愿望，是一些莘莘学子们去打算实践之，尤其是，由北大的一些同学们去打算实践之，不啻是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中国人的一种安慰。我甚至进一步想，这正是应该由我们北大的同学们做起的啊。
中国之当代大学生，通常患着某种“虚妄症”。以为皆“天之骄子”。所作所为该都关乎到国家之命运时代之进退。前几年是这样。近年来则又由“虚妄症”而转化为“虚空症”。仿佛既然天不降大任于斯人，那么一切凡人小事，似乎便都不屑于一做了。不值得一做了。根本没了一做的意义了……
爱心乃是人类的最起码的标准，也是人性最低层面的内容。正如道理是道德的最起码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最低层面的约束。
故据我看来，同学们倒似乎更应将自己的愿望视为最起码的最低层面的事情。这比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足以令世人瞩目的事要客观一些。做许多人不屑于做，而又确实对社会有益无害之事，不亦说乎？
我还认为，做这样的具体的小事，每每是会遭到轻蔑或嘲讽的。轻蔑或嘲讽大抵来自于只一心巴望有大的机会倏至眼面前，一把抓住便干成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而对凡人小事从不屑于一顾的人；并且很可能恰恰来自于你们的周围。做小事也要有心理准备让别人说三道四。有时做对社会有益的小事也要付出某种承受的代价。这是当前人文环境方面“中国特色”之一种。也是许多中国人除了做与自身名利有关之事再什么社会责任也不愿多尽一点点力的原因。除了承受，别无他法。要么便是也学成许多人的样子，接受他们的处世哲学……
你转来的另一位同学的信中，坦言了一种困惑。那就是——“爱心社”究竟以怎样的爱心为前提？利人而不损己之事，做了损己而利人之事，只怕是做不到……
其坦言之可爱，令我极为感动。当世上虚伪太多，这份坦言，这份可爱，极是难能可贵。也最该仍体现在大学生们身上。
损己而利人之事，于我自己，十之七八也是做不到的。有时做了，接着便后悔，觉着自己吃了大亏似的。比如我也常言——“钱财乃身外之物”。可对这身外之物，我是比前几年更吝啬了。一切的社会赞助，已远不及前几年那么热心。只是寄给穷地方的失学儿童之时，是源自内心情感的。即或是源自内心的，也有揣着五百去邮局，填邮单之时又改写成了三百四百，自己给自己的虔诚“回扣”的时候……
人承认自己做一件哪怕是小小的体现爱心之事前的患得患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但是凡人，而且是俗人。胸膛里归根结底跳动的是一颗俗心。但我们能自己往自己的俗心里注入一点儿仁爱，证明我们首先对自己还有良好的愿望。
报载云南农大的几名学子在校园外散步之时，被一辆卡车驶来撞伤了其中两位。司机说要将两位被撞伤的同学送往医院抢救。其他同学却只帮着将两位被撞伤的同学抬上卡车，任卡车驶向夜茫茫的郊区……结果是一名同学途中被弃于荒山乱草之中，一名昏迷的同学竟遭活埋。我们可以诅咒司机灭绝人性，可以哀叹众多大学生不谙世故，不测人心之险恶。而略一沉思，不禁地要发问——众多的死者的同学们，对其再多一点点爱心和对其生死的责任感，会有这令人发指的命案发生么？
做不到“损己利人”，从“不损己而利人”开始做起，也是好的。比如有儿童溺水，在并不危及自身生命的情况之下，可否伸一援手，而不做麻木不仁的驻岸围观者？比如有女性当街遭到强暴，可否振臂一呼，唤醒麻木的人性共同制止，或者跑向就近的什么地方，给治安部门挂个电话？而不做嚼着口香糖的“白相”者？……
这样的事谁也不见得天天碰到。那么施爱心与周围有没有意义？在与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因不幸而陷于悲伤深渊不能自拔之时，给予些微由衷的安慰而非暗暗的幸灾乐祸能否做到？
我的感受是——有相当多的时候和情况之下，你的爱心能够传递给很远的陌生的人，而对身旁之人你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身旁的人，也许和你有过不快的过节，或结下过宿怨以及细碎的闲仇。这说明我们内心里真要培养起对他人的一点儿爱，并非像说说那么的容易……
我在童影厂担负职务时经常强调——大的人文环境我们每个人想影响也影响不了，而我们具体存在其中的那个小的人文环境，却是我们加一份爱就多一份爱，节制一份恶就少一份恶的。普遍的小的具体的人文环境爱多恶少了，大的人文环境就变得美好了……
没有文化而又缺乏爱心之人，我们为之遗憾；没有文化而又富有爱心之人，我们为之肃然；有文化而又富有爱心之人，是我们这社会的未来的人文环境的指望；有文化而又缺乏爱心甚至爱心泯灭之人，是我们这社会的最大的悲哀和污点，乃是教育的失败。他们的存在，比许多丑恶现象尤其丑恶。这样的一些个人确实是有的。知识和文化程度只能使一个人文明一半。另一半靠对同胞的爱心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性和人道的自我要求才能补充。
哪怕同学们的“爱心社”仅仅是从对自己心灵的自我教育出发，也是有意义的。起码，会使未来的社会，多一个又有文化又有爱心的知识分子，少一个只有文凭没有爱心的伪知识分子。是的，一言以蔽之，对同胞缺乏爱心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人性和人道缺乏张扬热忱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些伪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假冒伪劣的东西一样……
人类迄今为止全部的精神史心理史文明史，说到底，是自己教育自己和互相教育的历史。自己教育自己，没什么值得害羞的。自己培养起自己的一份爱心以及对社会的合乎人性人道的责任感，如果虔诚，如果庄重，其意义，并非小女孩儿爱布娃娃可比，在今天，在中国，足可倡导……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句话颇使我们中国人心潮激荡。
一句是——“要使我们的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另一句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
后来，这两句话依然在多种不同场合被引用。继续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语。
因为，那乃是中国政府对全体中国公民的郑重承诺。
也因为，那乃是全体中国公民以后世代不可渡让的基本权力和基本要求。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21世纪人的高标准高品质的生活描绘；恰恰相反，是起码的。
“体面”是指不使自尊心感到羞臊的状态。进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经常或经常不能在这一种状况下生活，那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觉得很有尊严的人。
“体面”的生活是可量化的吗？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以可量化为前提。
故全世界达成共识——如果贫穷状况超过了某种程度；如果贫富差距大过了某种程度；如果失业人数，弱势群体人数，不能正常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和少年的人数，医疗得不到保障的人数，社会福利尚未覆盖的人数多到了某种程度，那么一个国家的状况是糟糕的。以上种种人们，他们的生活既不能说是体面的，他们的尊严也将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大打折扣的。
符合“中国国情”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其后一定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数字表述。政府与国家，国家与全体公民之间，更多的时候数字比话语更具有说服力。
长期以来，某些重视“面子”问题的国人，居然相信“体面”与否的生活与“尊严”之存失互无关系。“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每被用来作如上说教。而普遍的现象是，说教者们本身其实太抵生活得较为“体面”。一个人类的大伦理法则乃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某人若宁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是尊严理想主义的体现；一些人那样，也不乏群体尊严的诗性；但一个民族呢？一个国家呢？相当长的时期呢？非特殊的情况之下呢？在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时期，整个国家并无尊严。对“嗟来之食”受之没有，不受还是没有。“体面”的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品质，“有尊严”的生活建立在此前提之上。
不能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不谙数字的说服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一系列数字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生活的“体面指数”上升了，“尊严指数”也上升了。但同时，却有另外一些数字，将前两种指数带给人们的满意度每每抵消了，那就是——贫富差距指数（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口几近一贫如洗）、腐败指数（三十年前贪污受贿百万元即是惊天大案，如今几千万稀松平常，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社会也麻木不仁）、特权指数（某些官商勾结的利益团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胃口越来越大，每相互包庇，沆瀣一气，视法律、法规如虚有）、社会透明度指数（中国有那么多电台、电视台、报、刊，有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但只要某个大人物一句话，每令鸦雀无声，集体失语）……
讨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怎样使最广大的中国人过上那种生活时，不可以绕开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是“民不患寡，患不均”，因孔子说的而流传甚广。六十年前中国实行平均主义的年代，此言好比马克思的名言一样被举国信奉，更成为平均主义者们的金科玉律。四十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此言又被与“大锅饭”联系在一起。其实，较深一层来思考那六个字，将“患不均”包含了患机会之不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之不正义来理解的话，那六个字便应纳入全人类的普适价值。一个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原则的社会，即使每天都阳光明媚，人心也还是寒的。
而最严重的错误是，矫枉过正之后，我们曾将“优胜劣汰”这一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放大应用到了一概的社会理念系统，使我们的社会理念系统一度成为冰冷的系统，乏同情与人文温暖可言。此大谬也！欣慰的是，此谬已获重视，并开始扭转。
对于人类的社会，弱者与弱者的群体，和强者与强者的集体，同样拥有“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此乃天赋之权，其正当性无可置疑。恰恰相反，“胜者通吃”是非正义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家不能仅仅是少数“胜者”的国家，社会也不能仅仅是少数“胜者”的社会。
故逻辑上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在此前提之下，人民才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所谓政府的责任和正义，正是要使以上人文原则现实化……

静好的时代
这次我随身带来的差不多是五六本杂志，我在途中就已经认真地读完了其中的两册杂志；刚才我们邹进先生说的那一首诗，我就是在到上海的列车上，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或者是《青年博览》，或者是《读者》上，这是关于一段小诗的一个摘录。我觉得这就是书籍、阅读和人的关系。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没有翻开那一本杂志，你就不知道有一个叫邹进的人，他对于阅读这件事，对于现代文明下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这样的一些想法。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读书对人有什么好处呢？某些外国电影中每有这样的对话：一人游说另一人参与某事，另一人反问，对我有什么好处？事关好处，老外们喜欢直截了当。所谓好处当然可以指精神上的。我常被“绑架”到各种场合劝人读书，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尴尬的事情。劝人读书就好像劝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要坚持健身一样。而我碰到的许多不健身的人经常跟我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吸烟、喝酒、不锻炼。你要碰到一个不读书的人，他说，我没有觉得对我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你是无语的。因此我谈的是读闲书，闲书与闲书不同，有的闲书不值一读，有的闲书人文元素的含量颇高。读后一类闲书即使不能益智，起码也能养心怡情。在那样一些场合往往并没有人直截了当地问：读书对我有什么好处？然而我却看得出，几乎所有的人内心里都在这么问。事关好处国人之大多数仍羞羞答答的，其实大家心里也都在问，读书究竟对人有什么好处呢？现而今，谁愿意将时间用在对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有的事上呢？非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就等于是忽悠。若说书是知识的海洋，其书恰恰指的不是闲书，而是专业书，而是学科书。若说书能养成气质，无非指的是书卷气，但要形成那种气质得读很多书，而且论到气质，谁又在乎自己书卷气的有无呢？分明当下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官气和财气，谁敢说官气和财气就不属于气质呢？要知天下事，看报、看电视、上网就可以了，凤凰卫视有一档节目便是《天下被网罗》，专门报道网络新闻，何必读闲书呢？要了解历史吗？网上的史事资料足可以满足一般人对史的兴趣。都说读书的人会有别种的幽默感，但目前中国人最不缺乏的就是幽默感，微博、短信每天互夸的幽默段子不是已经快令国人餍足了吗？
那读书究竟对人有没有好处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人自觉地摆正自己是人类一员的位置，就好回答。因为文字的产生开启了人类真正的历史，同时派生了传播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书籍。工具的发明只不过使人类比其他动物在进化的长征中跃进第一步，运用工具使人类的智商在生物链上独占鳌头，但是如果没有书籍的引导，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智商最高，但也最狡猾、最凶残的动物。世界上没有其他动物像曾经的人类那样，以食自己的同类为乐。地球上只有人吃人才载歌载舞。书籍是人类最早的上帝，教我们的祖先有所敬畏、忏悔和警戒。读书，世界读书节，是体现人类对书籍感恩的虔诚心。
为什么一个国家读书人口的多少也标志着该国的文明程度呢？因为读书不但需要闲暇的时间，同时需要人在那一时段有静好的心情。有些事人在不好的心情下也可以做，比如饮酒、吸烟、听音乐，有些事会使人产生好心情，但不见得是一种又沉静又良好的心情，甚至可能是一种失态、变态、庸俗的所谓好心情，比如集体的娱乐狂欢，比如成为动物斗场上的看客。对于人，只有一种事能使人处于沉静又良好的心情，沉静到往往可以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忘了时间，进入一种因为自己的心情沉静了，似乎整个世界都沉静下来的程度。找到一种内心里仿佛阳光普照，或有清泉淙淙流淌，或有炉火散发着惬意的暖度。细细想来，这么一种又沉静又良好的时光，迄今为止，除了是读书的时光，几乎还是读书的时光。当然，指的是读好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将读书当成享受的人多了，证明它留给人的闲暇的时光是充足的，体现了高层面的人性化，同时证明人心的较良好的状态是常态。失业者的闲暇时光也是有的，但如果长期失业，他们会因那样的被闲暇而脾气暴躁，希望他能享受读书时光的静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故读书人口多了，间接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本身是静好的时代，静好的社会，静好的国家。反之反证。
数字阅读的时代刚刚来临，是否意味着人类将会告别读书这一古老而良好的习惯呢？刚才我们听到陈超馆长以及你们都谈到这一种忧虑啊。有人断言那是早晚的事，最快五十年后便成现实。我认为不会，起码一百年后还不会。一百年后的地球怎样呢？没谁说得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人与书籍的亲情对于一部分读书人类而言，早已成为基因，成了DNA的一部分。小海龟一出壳就会朝向海岸爬，有读书习惯的人类的后代往往两三岁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将带图带字的书籍往父母手中塞，小孩子与书籍的亲情是父母日常习惯的示范结果。一位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读书上的好故事，永远是人类的美好式亲情。不管水平多高的朗读者的录音，起初都比不上坐在孩子身边的母亲的捧书亲读。人长大以后一般不会牢记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细节，但听母亲给自己读书的温馨往往会成为终身的记忆。只要有携带读书基因的父母，人类的读书种子便会一代代繁衍不息，写书的人、出版者、发行者、图书馆工作人员，是为这样一些人类服务的。后一种人某一历史时期会少，但永不会绝种。数字书籍与字纸书籍并非前者灭后者的关系，而有时也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一位母亲教自己两三岁的孩子用手机或弄iPad，这种情形不论是画，是摄影，在我看来是可怕的，会使我做噩梦；梦到外星人变成了人类的母亲们，而将人类真正的母亲给害死了。今天的广告创意者是多有才能呢？为什么苹果也罢，三星也罢，刚才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广告图片也罢，从没有人推崇过以上情形的广告：就是一位母亲在教自己两三岁的孩子看手机，对吧？因为那也许将遭到集体的抗议甚至起诉，罪名是企图异化人类后代，使人类从基因上变种。
博客时代很快就被微博时代抢了风头，微博时代已分明是强弩之末，海量的段子令人眼花缭乱；这个情形似乎已经过去，人们转发的兴致已经不那么高了。原来的时候我有明确的感觉，我最初用手机的时候每天都得收到个转发的段子，后来我碰到转发的人，问，你们怎么不转发给我了？他自己有一点索然了，因为太多了，他已经转发过一年的光景了，他玩腻了。微博是什么呢？微博最使人刮目相看的是传播消息的速度，远快过报刊、广播、电视。但人类不是仅仅靠知道一些事才感觉到自己存在。人类还要知道某些人为什么成为那样一些人，某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更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人，什么人；如果想要改变，怎样改变。人生苦短，应当活出几分清醒，唯有书籍能助人达成此点。电脑功亏一篑，而手机不能，甚至恰恰相反。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过一次话，因为她是眼睛红着在跟我谈论文，我说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她说昨天晚上在网上阅读了。我说，几个小时？她说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我说你一直在网上阅读老师给你留下书目的那些文章吗？她说不是，半个小时之后我想轻松一下。我说半个小时之后，又之后呢？她说又之后我就下不来了，就去看别的了。我不太相信，有人在网上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上、中、下，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追忆似水年华》，对吧？好多名著都不可能是在网上读的，所有那些在网上阅读的人，除了我们的陈超馆长，十之七八是忽悠我们，他在冒充读书人。（掌声）
我建议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应该像断奶那样告别儿童的文字故事，开始读少年故事，而初中生应该开始读青年故事，高中生应该开始读一切内容健康的正能量的成人书籍。总之读书这件事起码要超越实际年龄两三岁，否则谈不上益智，怡情也太迟了，怡心则成马后炮。我认为对于今日之儿童少年，怡情、怡心比益智、励志更重要。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励志，都想让大家成为大款，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子们似乎只剩下了这么一种志向。一个智商较高但缺乏人性之美的人，即使外表再帅再靓，也很难是可爱的，令人敬佩的。谁不希望自己是可爱的呢？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底线，读书能使我们保持这种底线。
故我建议当下之中国男性也应该多读一些出自女性笔下的文章、文学作品、书籍。我的阅读体会是汉文字在当代女性笔下呈现的种种优美似乎超过了男人，不但喜读而且爱写的中国当代女性向汉文字、汉词汇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灵动、俊美的气息。同样，我也建议当下之中国少女、姑娘们读一些男人们笔下的文章、文学作品，这里主要讲散文、杂文、随笔以及较有思想含量的书籍。这年头知识泛滥，而思想，对于中国人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如果当下之中国女性仅仅陶醉于自己是极感性的动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毕竟女性是半边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不中意，改变它是男女共同的事业，而改变时代也需要靠思想。
我最近读到的一篇好文章是发表于本期《粤海风》杂志上的上海作家协会吴亮先生的一篇书评，或曰关于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书的批评。我读了一遍尚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观点，但其思想表达之美已令我折服。作为美文，推荐给诸位。因为我跟吴亮仅在二十年前见过一面，我不存在给他做广告的嫌疑。
我建议人们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时应取这样一种态度，如果说世界是地球村，那么文化思想，不论东方的，西方的，首先都是人类的。将传统文化思想当成盾，企图用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心理，是我所反对的。我赞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阅读使女性变美，会使美女更美。我们看绘画史就知道，西方的油画史中多次画到阅读中的各种年龄的女性，而且既然进入了美术史，既然成为经典，一直到现在被人们欣赏而不厌，那就证明她真的是美的，再也没有比人类在阅读的时候的姿态更美的了。尤其对于女性，我个人觉得有四种姿态是最美的：第一就是阅读时的女性，第二就是哺乳着的年轻的母亲，第三就是恋爱中的女孩儿，哪怕她手持一枚蒲公英在遐想，第四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妪闲坐在家门口的那样一种安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的。
谈到读书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想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下乡之前或者在“文革”之前看过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叫做《舞会以后》，讲的是在要塞中做上尉副官的主人公伊凡爱上了司令官的女儿，那姑娘是相当俊美。有一天这个司令官的花园里正举行派对，绅男淑女在月光下，挽着手臂浪漫地谈诗、谈爱情、谈崇高的情操、谈人格的力量等；而就在花园的另一端，在实行着鞭笞，在鞭打一名开小差的士兵，因为他回家去看了自己生病的孩子。这时就有了伊凡和司令官女儿的对话，他问那女孩为什么，女孩告诉他原委。他说你去替我请求你的父亲可以终止了，因为我已经暗数了已经鞭笞的次数。那女孩说，不，我不能，这是我父亲的工作，他在执行他的工作，以后你如果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你应该习惯这一点。伊凡吻了她的手之后告辞了，他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上帝啊，哪怕她是仙女下凡，我也不能爱这样的女孩。这样的女孩之可怕就在于，我们从二战中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纳粹军官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可能正在领导督察，他们显示出德国上流社会的某种姿态。
一个人在他少年的时候读到这样的书，这书肯定影响了他的心灵，这使我有资格对外国记者们说——当他们来采访我的时候问，你在“文革”中的表现的时候——对不起先生们，你们选错了人，我正是在“文革”中知道怎样去关怀人，同情人，暗中给人一点温暖。
还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三名没有见过面的知青战友的过去，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关于他们的书的事情。他们当年是某团部的电话员、广告绘画员，还有一位是图书管理员之类的。他们发现有一个破仓库里藏着那么多当时封起来不给借阅的书，有天晚上就偷偷地拿了几本，回去拉上床单看。偷看的其中一本书是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叶尔绍夫兄弟中有一个老三叫斯杰潘，这斯杰潘参加过二战，他的军队集体失去了战斗能力，他成了俘虏，却没有自杀。后来他逃出来，回到了家乡。战争结束，和平建设开始了，他跟两个哥哥都成了官员，但两个哥哥都不能公开和他见面。他们和他爱过的姑娘都拒绝认他。他爱过的姑娘后来被德军毁容了。她在见到他的时候也在说，我被糟蹋的时候你在哪里？不管他在哪里，他曾经是一位战士，但他失去了战斗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三个阅读的青年中，有一个青年说，我想说一句心里话，我是那么的也同情斯杰潘。我觉得读书就应该这样读，这样思考，我个人能理解那时那种人性的营养是怎样注入了这少年的心田。当书籍的、人文的营养注入了少年的心田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那样的事情怦然心动。比如说我曾经在课堂上读过这样一篇小小的散文。二战结束后，一队德国的士兵路过一个集体农庄，所有的村民们都列队两边怒视着德军们。队伍中有一名年龄最小的士兵，他受伤了，他恐惧，发冷，浑身颤抖，他还在哭泣。这时候有一个老大娘向他冲过去，那小兵当时就吓呆了，其实那老大娘跑过去之后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头巾摘了下来，给他围上。我对人性所能达到的这样的高度充满了敬意。但是，只有读书才能使人对这样的一篇小文心有灵犀，人们不仅仅是对那些虽然可笑但没有多大意思的段子有感觉。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先生请留步，谢谢梁先生给我们带来这次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下面是提问的时间，请大家举手示意。
提问人：梁老师您好。（梁：你好！）我是原来《中国图书商报》的记者潘启雯，我们8月1日更改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刚才梁老师说，男性要读一些女性写的书，女性要读一些男性作家的书，您能不能给台下的女读者推荐一本书，也给男读者推荐一本书呢？谢谢！
梁：推荐一本？（笑声）我想不论是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读一本书而欲获益匪浅，那绝对是不够的。我现在的感觉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不应该仅仅是读小说。我经常觉得，作为作家，我们的想象力已经远远低于现实本身的“创造性”。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提笔写的时候经常告诫自己，你要这样胡编吗？人怎么可能坏到那样的程度？人怎么可能虚伪到那样的程度？人怎么可能堕落到那样的程度？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的医生，怎么可能会把自己还比较熟悉的人的孩子给卖掉？这种想象力即使写到书中去，它也不真实，但是生活告诉我们，这就是真事。包括那个上海的法官们去嫖娼的事情，关键在于，又说句实在话，法官们那样，我想也不奇怪。我比较震惊的是揭发他们的那个人，那是一个人的复仇，一个人的潜伏，一个人的战争（掌声），而且我觉得他只有那样战斗才能成功。有这样的细节，就是当对方的母亲去世了，他居然还出现在对方母亲的丧礼上，并且还献了一个花圈，然后呢又站在对方背后、近在咫尺的地方打量着对方。仔细一想，社会把我们中国坚持正义的人逼到了什么份儿上，是吧？使我们真的要变得老谋深算，真的要变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所以，我只有在看到和我比较熟悉的作家的名字的时候，而且是重点作品的时候，我会读一下小说。这个年龄要读一些史，要读一点哲学。而且我个人认为，从唐到北宋的这一段历史，其实不读也罢，我们都知道那段中国太辉煌了。可从南宋一直读到元朝，再读到明朝。我觉得明朝都可以越过去，再读一下清朝，这时能够明白，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一种心性。大家都说大清朝有康乾盛世，但是我建议大家回去画中西历史图表，画图表你就能看出来。从宋末开始近六百年，尤其是后四百年的时候，西方出现了那么多大事件，出现了那么多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力，而中国是宋词、清诗，然后呢，《四库全书》，然后是《康熙字典》，然后是《全唐诗》。我们全民族的思想力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几乎都变成了修书，对吧？因此我觉得真正要读一读史，真正要读你得从晚清到民国，到1949年以前。我们要补上这一课，看看那时的中国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说句心里话，我更想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每读那时的史和诗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怎么变成了这样？我还努力想变好一点，也不过就好了这么一点点，或者叫做不坏的一个知识分子，但中国不仅仅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谢谢！
主持人：非常谢谢梁教授，虽然没有一本具体的书，但是我们大家记到了很多很多的书。我想大家可以抓紧宝贵的时间，还有谁要提问？（笑声）
提问人：我问一下，梁先生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如何健身？
梁：我属于那种不运动的人，但是偶尔散散步。我已经写了这么长的时间，有时候写小说，有时候写杂文，到后来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受前辈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太深，总想肩起来一点儿对我们时代起作用的责任，但是我真的觉得累了。最近我下决心了，我何必非要做堂吉诃德呢？我来做桑丘，因为我觉得我做堂吉诃德那么长时间，现在有资格做一下桑丘，做堂吉诃德的责任应该留给今天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们。嗯，谢谢大家！（掌声）
提问人：梁教授您好！今天听了你的演讲，我感到震撼。您在这震撼了我，也震撼了大家。但是，震撼的时间太少了，地点太小了，范围太小了。我只提一个要求，希望放大您的声音，努力放大，放大再放大。作为一个出版社的从业人员，我深深知道，网络的毒害很大，限定网络有这么难吗，我希望在您的呼吁之下，我们这个民族重新回到读书这个优秀的传统当中来。谢谢！
梁：网络呢，我倒也不视它为洪水猛兽。但是我在火车上读《读者》的原创版，我发现原创版有一封编者致读者的信，那信里面也透露出刚才的那种悲观。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原创版还凝聚着这样一些粉丝，这样一些读者，谢谢大家。那意思透露出它的读者群也已经在萎缩。还有一点，我以前坐火车的时候，说起来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在火车里经常有人推着车来卖杂志，后来我发现没有了；我又坐了几次火车，发现没有了。我发现火车上所有的人都拿一个大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拿一个iPad。我要说的是女性们，即使看iPad的时候也要设计师临时设计一下，看iPad这个姿势怎样更美一点？我有一次在饭店里吃饭，离我不太远的地方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中年女性。我非常害怕，我总以为她神经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因此可能我的表情流露出来了，她也不拿好眼色看我。她拿着这么大的一个手机，她拨弄手机的姿势非常夸张，这样（笑声）。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她在干吗，我们生怕她一会儿会冲过来，是吧。我觉得，这些是老美发明的，是西方发明的，可是这个国家非常奇怪。你看奥巴马告诉他的女儿们，要限制她们看电视的时间，要限制她们用手机的时段。许多美国电影里面可以看出，他们都给孩子买那个智能最单纯的手机，就说爸妈要知道你在放学之后，在某个时间，你在哪儿，就是那样的手机而已。可我们这里孩子们看、玩的那手机越来越智能。关键在于，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中外两个团队的孩子们，大约是中学生，是夏令营互送的。这一面儿是外国的孩子们，人手一本书，包括我们中国的字纸的那种图很多字很少的书，他在学汉语，他们都在那认真地看。到我们这儿，人手一手机，我立刻就看到，这是他们发明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变成了这样，而他们的人不这样，他们的孩子不这样。这两种孩子长大后是要竞争的，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还有最后一位。（梁：好的。）
提问人：梁先生您好！我是《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毅。梁先生您刚才说到我们应该多读一些晚清民国时候的历史书籍，在我们这样的年龄，可以少读一些小说，多读一些有思想的东西。我想提的问题是，晚清民国时期有没有哪一位有思想的文人对你影响最大？而且有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或者有思想的文人的作品对梁先生有影响？
梁：有。太有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启超……等，他们的道德文章，确实令我极为尊敬。但，一个人不应只读自己尊敬的人的书，应尽量读一切有助于自己开阔思想纬度的书。亲爱的同志，我跟你说，就在昨天晚上，华东师大的三位教授同志到房间里去看我，其中一位是当年复旦大学高我两届的同学。他在那个年代由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保持他的独立的品格，后来被同学揭发了，然后就被开除党籍和学籍了，被罚回崇明岛去劳改了。因此当时我没见到他。昨天他来看我，带了他的两位教授同伴。我们昨天晚上都在谈我们对于国家的发展的肯定，那发展我们要看到，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复旦大学那个时候位置上还是一片荒野呢对吧，但是现在你们看浦东新区等，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感到了忧虑，那些忧虑是需要我们共同交流，共同碰撞，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觉得自己读了一点书的人，居然还看不明白目前的中国是怎么样的，甚至还看不明白我们未来的方向究竟是怎样的。因此就要不断地交流，不断地看书，不断地来判断，这样才能使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知识分子，在特殊的情况下摆正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有时要表达立场。谢谢大家！

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记一次新生入校献词）
尊敬的各位同学，我代表全校教师，首先对诸君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新一届学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以“尊敬的”称呼诸君，乃因为——虽然社会各界对中国高考制度指责多多，但我认为，这个制度目前还只能改良、完善，无法废除。所以我同时认为，诸君得以在高考竞争中跨入北语，终究意味着具有应试能力。而应试能力，毕竟也是一种能力。
我已是三年前就应退休的人了。
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作大会亮相，故我借此机会，向诸君提出以下几点建言：
一、希望诸君明了今日之大学与自己人生的关系。
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年代，一名北大学子若表示自己并不愿以后成为社会精英，蔡元培先生是会沮丧的。那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大学极少，大学学子占中国青年的比例也极低。有幸成为大学学子的青年，若竟没有日后成为国家各方面精英的志向，便委实是国家的悲哀。而今日之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个四亿五千万了。今日之中国，大学学子占青年的比例每年提高，故一名大学学子发誓不成为社会精英誓不为人的话，首先却可能使我这样的老师替他的人生观感到忧虑。一个国家当然还是精英越多越好。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也不是每一名大学学子毕业后都能成为社会精英的。如果诸位毕业后能成为优秀的社会公民，这已经不负北语培养你们的希望。而这一点包括如下能力——胜任愉快的专业工作能力；使这一种能力触类旁通，善于应变，因而可持续；良好的心理素质及文化素质，故不至于被社会的浮躁所裹挟，不至于被社会的歪风邪气所俘虏、所毁灭。以上几点，希望学子们与我们老师们共勉……
二、要对北京这一座大都市的负面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中国很浮躁，北京为首；中国人很郁闷，北京的郁闷者最多。浮躁之气和郁闷、愤懑之气，尤其容易在北京的上空笼罩不散。有些心理准备之人，才能于北京看到中国之总是会进步的希望。这希望也必然首先存在于北京。
三、大学并不是培养挣钱最多的人的所在。
倘某大学向青年承诺会使其成为日后挣大钱的人，我认为是最不靠谱的承诺。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老师们本身的工资与出色的“月嫂”们或“空姐”们的工资不相上下，此点基本是事实。但大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贡献无可取代，这也是一个事实。我的一名研究生回家乡时，见着了她当年的初中同学，对方连高中也没上，靠摆菜摊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十年，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存款有了。而我的研究生却仍一无所有，于是倍觉失落。我问：如果可能，愿不愿与之交换一下目前的人生？彼沉思良久，摇头。诸君如果想明白了她为什么摇头，便想明白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所在。倒是那摆摊者的身上，有着诸位也该尊重的人生精神。多付出一份努力，必多收获一份。在大学与国家之人才需要之间，诸位日后若能理性地找准就业位置，确定人生发展方向，那么二十年后，是会成为有文化又人生稳定的城市公民的。吃青春饭的青年另当别论，但北语不是艺术院校。
四、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
以我的眼看来，全世界的文化半个多世纪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异化。从嬉皮文化到雅皮文化到知识爆炸到文化泡沫再到娱乐至死。
我要说的是，诸君须当心，既要善于在北京吸收好的文化，并被好的文化所化；又应提防劣质文化的侵害，不被劣质文化所腐化。在北京，人若缺乏文化思想，被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性可言的文化泡沫所异化，沦为被那种文化所消费的快餐文化的消费者，几乎是一件被渐渐变傻还快乐着的事。
我给诸君的忠告是——大学四年转眼即过，尽量克制自己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最好形成笔记，以备日后之需。
我们北语是文科高校。我校不但重视各类语言水平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对学子们的人文情怀之熏陶。
何谓人文情怀？
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
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
人文精神买不到。
所以希望诸君日后皆成为有一等从业能力、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
鲁迅在他那个年代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故只能将中国之希望寄予将来。
但这未免太悲观。
如果不能从当下之乱象迷离的现实中看到希望，并尽一己之力发扬之、光大之；那么所谓将来，还不是与当下一样的将来吗？
诸君，为着自己的将来，也为着中国的将来，将北语当成你们增长知识、成熟思想、接受人性洗礼、提升人格品质的新的故乡吧！

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
（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面对贾庆林同志的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我首先要谈我的中国大感觉——因为我的建言以此为前提。
当梁漱溟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曾问他：“这个世界还能变好吗？”——他当时没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梁巨川因亲历了清末民初的种种乱象倍觉失望，投河而殁。梁漱溟晚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以上问题：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能变好的。
我和他对我们这个世界抱有同样乐观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话也包含对于我们中国之看法。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不包含中国的世界概念显然荒唐。
当前，中国民怨多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加上改革后形成的新问题，层层累积，社会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没过了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线。但我认为，中国的明天，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因为将目前之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照，一个正在富强起来、进步起来的中国印象是不容怀疑的。有一种思潮认为今不如昔。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国之从前的见证人，我的知识分子良知要求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态——事实绝非那样。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恰恰迅速地衰败于社会物质财富丰富了以后，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罗马帝国”。
故我提出以下建言：
一、贫富悬殊已经到了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必须出台新的分配政策予以调整的时候了。有人认为，政府根本不必管这种事，这一点完全是由社会经济市场来决定的。我希望中央绝不要听他们的忽悠，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管社会分配相对公平的问题。根本不管这一点的政府没有不因之而垮台的。
二、近两年，全国非城市人口打工者的收入，普遍有了二百元至四五百元不等的提高。最低工资新标准的出台推动了这一提高。但，工薪阶层的许多人，仍对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员工的高工资微词有加，尤其对这些行业的老总们“神秘”的高年薪愤懑不已。降低这些行业员工们的工资显然是不智之举。但，继续任由这些行业老总们“神秘”的年薪继续“神秘”，几乎等于对公众意见置之不理。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所谓老总。他们年薪的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也将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连这些是老总的党员都要求不了，何以要求广大普通共产党员？何以凝聚十三亿几千万的人民群众？
三、补偿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出利益牺牲的工人群体。他们当年被下岗、“内退”，被以少得可怜的钱买断工龄。至今，他们中有些人的退休金，低于当地最低退休工资标准。邓小平曾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他们。”今天，使他们的退休工资不低于最低标准是政府起码要做到的。在此前提之下，对于如今65岁以上的他们，逢年过节发放几百元慰问金，则体现一种国家情怀。当然，这里指的是当年确因企业重组被硬性“下岗”，而目前生活又确有困难的他们。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每一分花在底层贫困群体身上的钱，都是花得最值的。
四、腐败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指出现象、分析原因我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若让我拿出遏制的高招，我也只有摇头叹气，徒唤奈何。老实说，我没有良方奉献，却有一种真切的感觉，那就是——人民大众对腐败的忍受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已到了临界点。因贪不畏死，这真是不好办了——人民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何作为。如果说，明明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中国居然前途夭折，那么首先肯定是由于腐败。我唯一能想出的办法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腐败决一死战。以为仅仅靠解决一些基本“民生”问题，就可以抵消人们对腐败、对不公平现象的憎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连高等动物都会对“贫富悬殊”与不公平现象产生极端不良反应。
五、精简机构。中国之官员队伍太庞大了。机构重叠、职能类同，政令多头，精简机构势在必行。
总而言之，当做之事很多，但若先做到以上几点，中国之希望的曙光现矣。否则，中国之明天难以预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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